「一九六八」一代：暴動、吸毒、性解放和垮掉的一代
反對戰爭、追求和平，在列國、歷代都是常見的觀點，反對越戰也在情理之中——反越戰觀點的表達從來都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但是，將反對美國政府的某一項戰爭決策擴大到反社會、反美國的憲制乃至使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以反越戰為藉口掀起一場「文化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就是將反戰運動導向歧途。
二十世紀六○年代後期，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出現了狂飆突進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運動和環保運動，這些浪潮共同形成一場「文化革命」——僅比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晚兩年。兩者有一字之差，產生的背景和運行的方式不同，精神源頭卻有相通之處。美國左翼學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認為，毛主義在西方的流行伴隨著第三世界主義的迷戀。畢竟，中國——「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毛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以農民階級的中心角色為基礎的革命模式，這種模式似乎適合全球反殖民鬥爭的時代。不久，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吸引力通過古巴和越南與美國的對抗而被放大。[14]
在評論家約瑟夫·艾普斯坦看來，一九六○年代代表一種摧殘文化、不可理喻的性氾濫與政治爆炸：「六○年代就像是一波席捲全美的海嘯。浪潮可能已經開始退卻，但所過之處的海洋，觸目盡是破碎玻璃、動物屍體和各式各樣的垃圾。」《新標準》雜誌評論說：「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場針對心智的陰狠攻擊的餘波之中，該場攻擊是六○年代激進運動最令人厭惡的特徵之一。其對文化生活的影響一直持續著，而且演發成巨大的災難。可能要結合吉本和托克維爾的天分，才能說得盡整個卑劣的故事。不過，並不需要天縱奇才，也能認知到如此悖違理智所造成的一些惡果。」[15]
一九六八年，《時代週刊》所說的「內部異見病毒」蔓延到很多城市。一首歌唱到：「暴風雨就要來了。」這一年是轉折點，這一年將被證明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沮喪的一年。[16]詹森不再競選連任、馬丁·路德·金恩和羅伯·甘迺迪遇刺、芝加哥暴亂……這一年集中體現了整個六○年代動蕩的全部故事。同樣是在這一年，學運也席捲了歐洲。
一九六八年伊始，大多數美國城市都在備戰——建造軍火庫。在底特律，由於四十三人死於前一年的種族騷亂，警方囤積催淚瓦斯和防毒面罩，請求配備重型武器。
一月，隨著假期結束、學生返校，全美各地大學成為戰場。數十年來，高等學府一直是知識分子和文化避風港的象征。但現在，大學被看成權勢集團的堡壘。激進團體發誓要接管校園的權力。反叛的大學生們首先反對的是「學校當局」，他們把學校看作美國政府的化身、是宣傳和維護美國現行政策和價值觀的重要喉舌和機構。
這一年的第一個星期，共有五人被指控共謀向年輕人提供違反征兵法的建議。其中包括作家兼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他公開說希望十萬、二十萬，甚至五十萬青年拒絕應召入伍，或在部隊中拒絕服從命令。他的《嬰兒與兒童教育》一書銷量巨大，「垮掉」的一代是以他倡導的「開放」（實際上是「放任」）教育培養出來的。還有一位被指控者是耶魯大學的牧師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 Coffin）——他就是小威廉·巴克利批判過的極左派牧師。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日裔校長早川一會清晰地意識到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的本質：
真正的問題不是暴力，而是以激進為方向的對學術自由的攻擊……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傲慢的菁英學生運動的崛起，這些運動的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富有家庭，讀著時髦、昂貴的大學。實際上，在美國，我們正開始經歷不發達國家已經發生過的一切，大學生認為他們是菁英，改進一大部分飽受貧困之苦、沒有文化的農民的處境是他們的使命，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起來反抗現有制度並推翻它。[17]
春季學期剛剛開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就發起運動，質問校方對越戰的態度。哥大校長格雷森·柯克為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辯護。學生們在給柯克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這些年輕人使你心驚膽戰。我們說，這個社會垮掉了。你和你們的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根。……你要的是社會安定和服從領導；而我們則要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
當哥大新建的體育館專為黑人學生出入開了一道便門時，學生們對校方的種族主義政策表示強烈不滿。激進學生領袖馬克·拉德帶領一群學生佔領校長辦公室，撕毀校方儲存的研究報告和論文。馬克·拉德坐在校長的桌子旁接受採訪，自得地吸著雪茄。校長格雷森·柯克（Grayson L.Kirk）譴責說：「我們的年輕人，其數量之多令人不安，他們似乎拒斥任何來源和任何形式的權威，他們藏身於狂暴和幼稚的虛無主義，而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壞。現在的代際鴻溝，比我所知道的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驚人，或者更具有潛在的危險性。」
到了春天，大學中的遊行示威司空見慣，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奈爾大學、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等，都相繼爆發學生運動，矛頭直指校方在越戰和種族問題上的立場。
一個月中會有三十所大學發生此類事件，甚至連高中和初中學生也參與其中。在紐約布魯克林，貝德福德-斯泰沃森特區二五八初中的數百名八年級學生聚集在大廳，佔領教室，故意觸發火警，向校方要求更好的伙食和更多的舞會。
一九六八年末，宣揚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的激進青年組織「青年國際黨」成立，艾比·霍夫曼是其核心人物。正是該組織讓「雅皮士」（Yippies）一詞從驚歎詞變成首字母縮略詞，其靈感來源於整晚吸食大麻。霍夫曼向警方解釋說：「我們就在那兒，全都飄飄欲仙，在地板上打滾。」
「吸一口飄飄欲仙，輟學讓你擺脫煩惱」是六○年代學生運動中最膾炙人口的的口號。在六、七○年代，反戰成了年輕一代人自我放縱的理由。整整一代年輕人，尚未摧毀美國社會，自己先「垮掉」了。他們在性、毒品、暴力和搖滾樂中揮霍青春、戕害自己，並以此為樂、以此為榮。
當大學生開始吸食大麻時，海洛因像瘟疫一樣席捲貧民區。吸毒和犯罪將貧民區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無政府狀態：年僅十三歲的毒品販子趾高氣揚地挎著自動武器在大街上行走。美國某些大城市的貧民區，並不比索馬里摩加迪沙的街區更安全。
「垮掉」的生活絕非常態——人們應當有一種正確的、健全的生活，這種生活應當符合人類的本質，發揮個體乃至全人類追求自由、尊嚴、歡樂的潛力。好的文化與教育應當傳達這樣的觀念：維護社會秩序、講究個人責任、抑制肉慾膨脹、保持適度清醒、照顧家庭、撫育子女、對人真摯誠實、追求法律允許下的自由。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積蓄幾年的反戰情緒爆發為全國範圍的反戰示威遊行。這是反戰運動的高潮。全國各地有超過兩百萬人參加了有組織的「暫停越戰日」活動。主辦方在華盛頓動員二十五萬名示威者參加。尼克森當律師時的合作夥伴、現任總檢察長約翰·米契爾從陽台上望去，感覺「就像是俄國革命」。
此之後數年間，各種反越戰的活動從未停息。據奧克蘭的一家特殊服務中心統計，在被徵入伍的年輕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不去報到。五十萬張徵兵登記卡被撕毀。據一位記者報導，在美軍的一個班裡，有一半的人胳膊上帶著黑袖章，以示對反戰運動的同情。又據《幸福》雜誌在一九七○年的一份統計，在一百萬名大學生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自稱是新左派。尼克松總統下令成立的「校園動亂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絕大多數的學生反對印度支那的戰爭。他們認為，如果戰爭是錯誤的，那麼，所有支援這場戰爭的政策和行為也都是錯誤的。」
富家子弟造反，讓窮人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民主黨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Fulbright）在一場聽證會的開場白中指出，美國正在目睹其年輕人的「精神反叛」，因為「美國已經背叛了傳統的價值觀」。富布賴特將事實弄反了，年輕一代的反抗，不是要捍衛美國傳統的價值觀，而是要將其徹底顛覆和摧毀。對於激進學生來說，現狀不值得捍衛，他們是破壞性的一代。他們敵視美國，相信美國的問題癥結在於制度，所需要的不是修修補補，必須推翻重來。曾經做過革命派的民主黨政治人物湯姆·海登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自己就受到我們致力於消除的許多社會病的感染。我們本想建立一個新世界，最終卻在十年時間裡自我摧毀了。」
在大學、司法界、新聞界、基金會、教會等菁英組織的領導下，美國文化經歷了一場革命，從而改變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價值觀。「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是一群左派菁英分子，包括輿論製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話編撰者，即律師、法官、教授、政治官員、記者、作者、電影廠和電視台老闆、牧師等等。這場「文化革命」的動力來自人們普遍存在的對整個美國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權運動和越戰帶來的種種不幸。人們對新的價值觀進行了大量實踐，比如降低打擊犯罪的力度、放鬆福利政策、迅速進行性觀念的革命、把大學變成新文化的研究場所。「文化革命」不僅向窮人傳達有關性和毒品的錯誤信息，還影響到美國體制的核心——大學、法律、公共學校、福利制度、精神病院等，進而從具體的方方面面影響人的生活。
這場「文化革命」破壞了美國傳統的價值體系，「垮掉」的不僅僅是那一代人，而且是此後的幾代人。歷史學家威廉·奧尼爾指出，六○年代的美國已「分崩離析」，價值體系失去支撐中心，社會結構缺少凝聚力量。不斷惡化的種族矛盾、貧富懸殊、暴力犯罪、毒品氾濫、未婚生育、福利依賴等社會問題困擾著美國社會。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社會環境的惡化是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衰落所致，社會問題就是道德問題或價值觀問題，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道德危機。[18]
美國傳統文化被扭曲了，造成信念與現實脫節、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模糊。「文化革命」導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風行一時。六○年代以後，「文化革命」仍在進行。無論是大學中學和小學所教導的、電視節目中所表現的、流行音樂所傳唱的，還是新聞媒體所報道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男人與女人的之間的關係都變得愈發極端，造成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學者李江琳指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國街頭無休無止的安提法（AntiFa）青年，「他們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參與當下公共事務，卻又鄙視宗教對人性惡的一面的諸多規勸和約束，於是就只剩下毫無邊界的狂熱，越演越烈，越演越離譜。他們的癥結是傳統價值的瓦解，生命意義感的缺失」。[19]
耐人尋味的是，西方的「文化革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富家子弟造反」。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幾乎全是富家子弟，沒有一個是一貧如洗的工農子弟；當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時，第一波響應的造反者都是紅二代、高幹子弟。
在美國和西方，六○年代的反叛者很多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出於對現存秩序和中產階級家庭「無所事事的悲劇」的反感，以反戰為幌子開始叛逆之路。當越戰結束，他們失去反對的對象，很快重新回到主流社會——他們原本就是名校學生，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父母的財富和人脈也為他們提供了在社會上成功的有力幫助。他們造反的經歷，對他們此後的幸福人生影響甚微。
然而，富家子弟並未讓窮人獲得解放，反倒將窮人推入萬丈深淵。他們將錯誤觀念傳遞給工薪階層的孩子，後者面臨的風險就大多了——一旦輟學，許多人再也無法回到學校，找不到工作，難以組建正常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毒品和酒精生活。他們的家庭被四處蔓延的文化運動搞得支離破碎，飽受冷眼和虐待。由於沒有家庭的支持和引導，年輕人只能向新文化尋求「自由」，因為「自由」讓他們降臨到世上。他們臉上暴躁和憤怒的表情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克里斯托弗·簡克斯表示：「可以這樣看待六○年代，它是一次失敗的實驗，付出代價的只是窮人，其餘的人則倖免於難。」[20]
這場「文化革命」改變了人們對貧困根源的看法，人們相信個人是無辜的，都是社會制度的錯——這是馬克思的觀念。當這些左派理念被窮人認同時，便造成災難性後果：這種新文化忽視個人責任和自我調控，否認成功需要耐心，向窮人鼓吹自我放縱。長期致力於幫助無家可歸者的多伊基金會主席喬治·麥克唐納受這種新文化的影響，一開始認為無家可歸者都是缺乏同情心的社會造成的。後來，他發現，五分之四的無家可歸者都是癮君子，他們的問題不是買不起房子，而是源於自我毀滅的行為，這些行為恰恰是由一種能向他們提供住房、衣食救助和同情的文化所造成的。他最終意識到：無家可歸者真正需要的是周圍的文化向他們傳遞一種自食其力、處事冷靜、注重個人責任的信息。
有研究報告顯示，一九七○年代以來，全美三分之一的兒童出身於單親家庭；二分之一的婚姻以離異告終；三分之一的孕婦的結局是墮胎；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在畢業前輟學。美國有九千萬功能性文盲。紐約市區的高中生只有三分之一能獲得畢業文憑，芝加哥和洛杉磯的輟學率比紐約還要高。這些地方有相當多的成年人不去工作。謀殺是十八至三十四歲非裔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首都華盛頓每天被殺人的人比同一天死於越南的美國士兵還要多。
在城市貧民區，比如紐約中心的哈萊姆區，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嬰兒都是非婚生的，許多母親還是十幾歲的孩子。一九八○年代末，年僅三十一歲、對社會充滿報復心理的凱文·沃特金斯對記者炫耀說，他同四個女人生下十九個孩子，其中兩個女人帶著九個孩子跟他一起生活在布魯克林一所福利院裡——那可是納稅人資助的公社。
造反的富家子弟是不需要品嘗這顆苦果的，苦果都留給那些傻乎乎地跟著他們跑或聽信他們承諾的窮人。
「這是一場游擊戰爭」
學生運動並不天然正確和正義。學生運動通常的演變規律是愈來愈激化。一九六○年代最大的學生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口頭上說是爭取民主，實際上是要將美國變成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學運以非暴力不合作為原則，一九六八年之後，校園抗議變得更加暴力。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校園內，「第三世界解放陣線」成員設置的一條罷課糾察線引發二十五起縱火、三次炸彈爆炸，導致一百五十人被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示威者用自備的警棍武裝起來，與校警搏鬥。當時任加州州長的雷根指出：「這是一場游擊戰爭。」[21]
「文化革命」不能讓反叛學生感到滿足。有一批更激進的左派青年從街頭暴力走上恐怖主義道路。他們發現新左派整天沒完沒了地討論，制定各種各樣完美的準則，不僅無用，而且無聊。他們成立了「革命青年運動」，從事具有破壞性的活動。其領導人之一伯納德（Bernardine Rae Dohrn）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法學學位，是激進青年的代表——受過良好教育，氣質優雅，美艷動人，來自白人中產階級社區。她在競選活動中回答一名質疑者的問題「你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嗎？」時，盯著對方看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她贏得雷鳴般的掌聲。她聲稱：「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殘暴社會，執著於非暴力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可不會受制於非暴力的原則。」
在「革命青年運動」內部，又產生更激進的地下組織——「氣象員」（Weathermen）。其名稱來自於鮑勃·迪倫的歌曲《地下思鄉藍調》：「你不需要氣象員也知道風向哪裡吹。」該組織在成立宣言中寫到：「我們處在世界範圍的魔鬼的心臟。我們的任務是消滅美帝國主義，創造一個沒有階級的世界。」他們號召組建「白人戰鬥力量」與「黑人解放運動」聯合，和其它激進運動一起達成摧毀美帝國主義的目標，並最終建立一個共產主義世界。
「氣象員」內部組建了對美國政府的「作戰部」，制定作戰規劃。除去公開的遊行示威活動，更重要的是進行武裝游擊戰爭。為了保存革命實力，參與武裝鬥爭的成員，全都轉入地下祕密活動，故又有「地下氣象員」之稱。
杰弗·瓊斯（Jeff Jones）是「氣象員」的領導人，也是伯納德的同居戀人。他發現軍事行動的必要性，開始想到人民戰爭和游擊戰，認為那樣才能掀起社會大動蕩，將國王拉下馬。他提出一整套關於美國革命的理論：美國黑人和貧民區的暴動是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組成部分，是全球農村包圍美國這個城市中心。白人將在資本主義的大墻內毀滅；美國革命者既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布爾什維克，也不能看作是毛澤東主義者，只能通過自己的方式製造混亂，推翻美國政府，讓道德上優越的第三世界來統治。
「氣象員」很快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大約有三百多名中堅分子。其領導層祕密赴古巴求取「革命真經」。在古巴，他們備受矚目，還與北越高級代表團會面。北越代表團的阮團長嚴肅地對他們說：「戰爭正進入最後階段。你們一定要盡快發動武裝鬥爭，起到先鋒隊和領頭羊的作用。」越南人向「氣象員」們贈送戒指，這些戒指是用被擊落的美軍飛機的殘片打造的。一名「氣象員」成員事後說：「我們充滿了罪惡感——戰爭已經進入關鍵階段，我們到底準備為在越南犧牲的同志做些什麼呢？」他們受訓回國後，購置並儲存槍支，在荒郊野外練習射擊。
在他們的革命生涯中，傳統道德中對性的束縛被打破。他們提倡「砸爛一夫一妻制」——這是性觀念上最後一點資產階級殘餘。其領導人比利·艾爾斯聲稱：「任何認為人可以對另外一個人負責的看法，也同樣會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我們必須打破這樣的觀念，以建立一個集體。」他們常常舉行「全國狂歡」式的群交聚會：「人們操在一起，就會戰鬥在一起。」
一九六九年，當芝加哥法院開庭審理八名左翼恐怖分子時（左派稱之為「八君子」），「氣象員」鼓動激進學生「向芝加哥進軍」。他們的口號是「把戰火燒到國內」；歌曲《點燃我的火焰》變成對縱火的呼籲。
十月八日夜，「氣象員」發起一場名為「全面戰爭」的搖滾音樂會。原本指望數萬人參加，卻只來了數百人。他們拿起棍棒、鐵鏈、石塊，沿著克拉克大街一路橫衝直撞，打壞商店櫥窗、居民窗戶，砸毀芝加哥北部富裕的黃金海岸社區的汽車。
（圖片來源：David Fenton—蓋蒂圖片社）
次日，一位示威者表示：「昨夜是我們的一次開始。今夜，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富人區墮落分子將膽戰心驚地走在街上。如果他們以前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最好現在想通：他們就是敵人。」在激進學生看來，你若不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就是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的最後一週，「氣象員」在密歇根州弗特林舉行「戰爭委員會」會議，起草一份政治綱領，主要內容是實行一系列精心策劃的針對政府和執法機構的恐怖活動。
一九七○年五月，「氣象員」向媒體傳遞了一份題為<戰爭狀態聲明>的文件，向美國政府「宣戰」並開始實施一系列炸彈襲擊事件。他們攻擊的目標大多數是政府建築和銀行。在作為地下組織運行的六年間，「氣象員」聲稱對二十多起爆炸事件負責。這些恐怖襲擊事件，先後造成數十人（大部分是無辜平民）死亡。
「氣象員」得到共產黨國家和一些左派富翁的祕密資助，其領導人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普通成員卻連基本衣食都得不到保障。一位從軍隊開小差、參加該組織的成員發現，該組織的等級秩序不亞於軍隊中的將軍與士兵：「領導階層好像從來不工作，完全靠激進的律師和有錢的朋友生活。這些人告訴他們最想聽的奉承話——他們是多麼勇敢的革命者，而我們這些人還得辛辛苦苦地工作並保全他們的名聲。我們當中很多人一無所有，而他們卻吃得好穿得暖。」這幾乎是所有左派團體和組織當中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真相。
「氣象員」有其特殊的標誌：一個大寫字母M，中間一道閃電貫穿——就像法國俠盜佐羅所過之處用劍尖簽名的「Z」。「氣象員」停止活動後，很多街頭混混在一番惡作劇之後，往往留下這個「氣象員」使用過的標誌。在近年來的「黑命貴」暴動中，這個醒目的標誌被暴徒頻頻使用，「氣象員」如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最具諷刺性的是，美國的若干超級富豪（若亞馬遜老闆貝佐斯等人）和民主黨領袖們高調支持「黑命貴」，以民主黨的衆議院議長佩洛西帶領民主黨議員們在鏡頭前下跪為象徵，顯示了美國政治和社會令人不安的分裂。今日美國的真正危機，不在街頭，而在政治體制内部。[22]
敗部復活：昔日的叛逆學生熬成今天的終身教授
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七○年代初的美國，簡直是「全國山河一片紅」。學者諾瓦克發現，美國的文化領域全被左派佔據了：「冷戰結束時，左派已經佔領了美國文化的大多數制高點：好萊塢，主要的全國性電視和報紙等媒體的新聞部門，大多數有影響的全國性雜誌，大學，享有很高聲望的出版公司，福特、洛克菲勒、麥克阿瑟、皮尤、梅隆等大基金會，甚至大多數可能位列交響樂團、博物館、歌劇院和戲院董事會之席的公司經理職位。」[23]
一九七三年，美國從越南完成撤軍。越南戰爭是新左派用以反抗美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支撐點」。只要越戰不停，新左派的造反就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和正義性，也能得到民眾相當程度的支持。新左派也相信，只有通過他們的革命，推翻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的政府，越南戰爭才有可能結束。但是，新左派沒有料到，美國政府竟然會主動從越南撤兵。這一行動意味著，現行的制度還能運轉，並且行之有效。曾任一九六○年代新左派喉舌的《壁壘》雜誌編輯的彼得·科利爾（Peter Collier）和大衛·霍羅威茨（David Horowitz）在談到美國從越南撤兵對新左派的影響時承認：「當美國軍隊最終撤回國時，我們一些人開始對我們的政治信念進行長久和痛苦的反思。」
美國撤出越南后，越南並沒有像反戰鬥士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個和平、民主、平等的國家。越南在柬埔寨的帝國主義行為和在國內的專制獨裁統治，迫使成千上萬民眾背井離鄉、淪為難民。這些難民在西方所講述的越共的暴政，深深刺痛了一批曾為越南獨立而奮鬥的新左派。他們為之奮鬥的越南似乎背叛了他們。與此同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漸漸從鐵幕背後傳出，西方左派發現毛澤東和毛主義五彩斑斕的包裝後面乃是黑暗骯髒的實體。而且，中國與越南這兩個民族主義的共產黨國家，為爭奪區域霸權爆發了一場血腥的戰爭。新左派的失望之情不亞於一九三○年代的老左派對蘇聯的憧憬的破滅。
由於失去反對的對象，「氣象員」組織走向衰敗，部分成員參加其它激進組織，亦有部分成員繼續從事犯罪活動而被捕。該組織在一九七七年宣布解散。
一九八一年，伯納德與丈夫、前「氣象員」領袖比爾向警方自首。他們前後各做過一屆「氣象員」主席（伯納德在位時，該組織向正統馬克思主義靠攏，她採用史達林的舊稱謂——「總書記」），他們都被聯邦調查局列入首要通緝的十人名單。
伯納德服刑不到一年即出獄，後任西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兒童和家庭公義中心主任、人權組織負責人。比爾成為伊利諾伊大學教育學教授，始終堅持「氣象員」的理念，他對《紐約時報》說：「我並不後悔放置炸彈，我相信我們只是做得還不夠多。」美國學校教職員工的准入制度過於寬鬆，居然毫不在意申請者是否有刑事犯罪記錄。
一九八一年，「氣象員」成員凱西和蘇珊一起參加「黑人解放軍」策劃的搶劫紐約州運款車行動。行動中發生槍戰，兩名警察和一名警衛被打死。凱西當場被捕，被判處二十二年徒刑。蘇珊成功逃遁，直到三年後被捕，被判最高刑期五十八年，在獄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二○○一年一月，柯林頓最後一天在白宮辦公，簽署了對蘇珊的特赦令——左派對左派有著天然的同情心。蘇珊仍堅持暴力革命觀念，出獄時對記者說：「我認為激烈的暴力來源於我們賴以生活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要對種種暴力形式負責。」
二○○四年十二月，漢密爾頓學院聘請蘇珊出任比較文學教授，在教育界引發軒然大波——人們直呼蘇珊為「恐怖教授」，恐怖分子當教授，能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來呢？來自搶劫案發生地點的學者更是激烈反對這一聘任案，他們沒有遺忘當年血腥現場給當地居民造成的震撼。
左翼學者以學術自由為理由為此辯護，該學院的羅伯特·帕昆特教授認為：「若是希特勒能活著，以一個作者和社會活動家身份申請教職，也能在這裡找到一份工作。他可以給我們帶來與眾不同的視野，觀察德國歷史。」不知德國人若聽到此種高論，當作何感受？
反戰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在街頭從事「游擊戰爭」的一代，在一九八○年代之後，逐漸重返體制，靜悄悄地佔據大學講台。一九八○年代的大學成了「希望的田野」，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左派知識分子到大學謀職並且找到職位。新左派知識分子一旦獲得大學職缺，便蒙受其利，擁有固定的薪資、長假，可以寫所欲寫，有時還能教所欲教。他們縱身躍入一種「吃著大學反大學」的生活：一方面鄙視作為資本主義建制之一部分的大學體系，一方面又覺得在大學中討生活並不可恥，反而感到相當自在。他們快速從社會邊緣、敵對角色，轉變成學術機構的中流砥柱及主流社會的代言人。他們如此言行不一，遠不如恐怖分子格瓦拉和古茲曼那麼「知行合一」。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哲學教授約翰·瑟爾在《紐約書評》發表長文指出，二十世紀六○年代激進主義造就一批後現代教授，他們現在已在學術界掌權，目的是摧毀傳統學術。這批新一代激進分子，包括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同性戀者、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各種解構主義者、結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讀者反饋的理論家、新史學家等。其共同點是試圖揭開傳統中產階級思想聲稱的客觀和公正的外表，有計劃地污衊所有的評判標準——理性的、道德的和審美的——除了他們自己意識形態驅動的需要。他們深信：「一個歷史時刻來臨了，激進知識分子所獲得的不僅是教師的工作機會，更是在校園裡點燃文化與政治火焰的機會。」
學者羅傑·金博爾在《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分子：政治如何敗壞了我們的高等教育》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六○年代末造反的那一批大學生中有不少人進入教育界，獲得大學終身教職，許多學院的人文科系裡擠滿左翼教授。這批教授的學術活動是他們當年政治活動的延伸。他們勢必要從所佔領的陣地出發，以文化為武器，與其心目中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作鬥爭，他們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這些左傾教授的所作所為，正在嚴重危害美國高等教育。人文科學領域的混亂狀況，都要歸罪於這些人。傳統的西方經典正被這一夥捧著鐵飯碗的激進派謀殺。他們使用的工具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等標新立異的新式理論。他們已經在學術和行政部門取得壓倒性優勢。
學者彼得·科利爾、戴維·霍洛維茨曾是左派幹將，後來幡然覺悟，撰文披露左派團體敵意的不良用心，左派在其國際主義計畫破產後轉向發動文化戰爭：「激進派沒能在六○年代燒毀大學，到七○年代卻紛紛進了研究生院……而現在他們進入各大委員會，確保那些與他們思想一致的人得到僱用。」由此，今天的美國大學深陷於危機之中：「大學已成為反美主義的最後庇護所，這是六○年代留下的最持久的遺產。在學術界有控制的氣氛裡，怪異的理論階層正在培養出來。當代大學的一個主要動力是解構主義，懷疑真理。另一個動機是種族-階級-性別理論，試圖形成一個後史達林版的無產階級，主要在惟權力現實中淪為犧牲品的群體組成。」[24]進入二十世紀，這些定時炸彈在美國頂尖大學和學術機構被一一引爆。
一九八八年，理查德·諾伊豪斯提出「文化戰爭」這一概念。「這是一場界定美國文化的戰爭，一場關於我們應以何種觀念組織我們生活的戰爭。」這場「文化戰爭」以大學為主戰場。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戰爭」是俄國革命的大爆炸遺留下來的一種背景輻射。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與柏林墻一同倒塌之際，在文化領域，後現代主義大獲全勝，它是一種比尼克森說的「不戰而勝」更加危險的「兵不刃血」的佔領。
越戰早已畫上句號，作為越戰後遺症的「文化革命」卻如同癲癇一樣，深深嵌入美國當代文化的肌體乃至心靈之中，並隨時發作。「一九六八」一代，青年時代是「文化革命」的吹鼓手，然後起而行道，在街頭和廣場參與「游擊戰爭」，中年之後又從「游擊戰爭」退回校園和書齋，將「文化革命」的思想傳遞給下一代——這就是那一代人的生命三部曲。
（下期刊载《第七章 蘇聯死、中國生：縱龍出匣誰之過？》）
[14]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遺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頁24。
[15] 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後的知識分子》，（台北）左岸文化，2009年，頁144-145。
[16] 威廉·J·本內特：《美國通史》（下），頁353。
[17] 羅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動亂與現代美國的誕生》，（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頁14。
[18] 王璞：《文化戰爭中的美國大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41。
[20] 麥隆·馬格尼特（Myron Magnet）：《夢想與夢魘：六十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頁12。
[21] 羅布·柯克帕特里克：《1969：革命、動亂與現代美國的誕生》，頁11。
[22] 李江琳：《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美國社會動蕩之今昔》，見台灣上報網站。
[23] 王璞：《文化戰爭中的美國大學》，頁47。
[24] 彼得·科利爾、戴維·霍洛維茨：《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頁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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