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美利堅秩序」：終結還是重生？

    只有一個國家（羅馬）不惜代價、竭盡全力、敢冒風險為他人的自由而戰。它這麼做不是為了邊境附近和鄰近城邦的人民，也不是為了主宰同一片大陸的人們，事實上它跨越了海洋，目的是讓非正義和暴虐在世界上無處安身，公平正義及法律無論在何地都至高無上。
——蒂托·李維（Titus Livius）

二戰末期，「美利堅秩序」取代「不列顛秩序」成為歷史必然趨勢。

一戰之後，美國迅速從歐洲事務中撤離——威爾遜未能說服美國人繼續調解歐洲的紛爭，美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的原因之一是認為這個組織注定要失敗，歷史的發展證明果真如此。二戰結束後，艾奇遜用三句大白話描述美國人民所歡迎的外交政策：「一是讓美國士兵安全回家，二是不當冤大頭，三是不受人擺布。」可見，大部分美國人渴望像一戰結束之後那樣，重新回到「光榮的孤立」之中，「看看電影，喝喝可樂」，自己關門過好日子。

然而，這一次美國再也無法迴避其全球義務了。一位最有影響力的總統顧問指出：「歐洲太重要，不能讓歐洲人處理歐洲事務。」^[1]歐洲人已搞砸了兩次，美國將充當保姆的角色。放眼戰後的全球格局，形勢不容樂觀：蘇聯咄咄逼人，中國岌岌可危，歐洲一片斷壁殘垣，亞非大地拉赤禍蔓延，美國豈能置身事外？

在戰時舉行的「三巨頭」會議上，兩個新興超級大國的主導地位已昭然若揭。邱吉爾在人格、勇氣和遠見卓識上遠勝於羅斯福和史達林，他的身上承載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的文化積澱，但英國的衰敗已無可奈何花落去，他所能做的僅僅是讓英國勉強維持「高級俱樂部」成員的虛名。^[2]

蘇聯在戰爭中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將東歐收入囊中。對史達林來說，歐洲就在家門口，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德國曾兩次危及他的國家的生存。他不顧蘇聯在戰爭中遭受的重大損失，咬緊牙關維持兩百八十萬人的龐大軍隊。

對美國來說，歐洲雖重要，但畢竟在大西洋遙遠的另一岸。在戰爭結束前夕，邱吉爾在一份寫給內閣的備忘錄中指出：「我們不應指望美國在戰後長時期內仍會在歐洲布置大量軍隊。」果然，在歐戰結束後不到一年，美國在歐洲的駐軍就降到三十萬人以下，然後減少到僅剩下兩個建制師——以至於柏林危機爆發時，美國人發現沒有可以抵抗蘇聯大軍的坦克和士兵。

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對其制度和價值的普世性比蘇聯人更自信：美國人相信，美國將輸出民主理念、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自由以確保世界和平。羅斯福的親信、以支持美蘇聯盟著稱的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在二戰結束後數週便直率而天真地向史達林進言：「經常有人問我，我們在波蘭、希臘、伊朗和朝鮮有什麼利益所在。我認為，我們有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事實上也是唯一配得上我們傳統的事情——就是：竭盡我們的外交所能，盡一切可能地培育和促進全世界民主政府的發展。我們不應羞於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渴望所有人民都能獲得真正的公民自由。我們相信我們生機勃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他的話對於史達林而言，無異於雞同鴨講，或「夏蟲不足語冰」。

羅斯福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幾十年來始終堅信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更可能帶來和平與繁榮。他指出：「不受干擾的貿易與和平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前夕，赫爾所持的這類理念得到了實踐——美國開始締造全球經濟與政治體系。

一九四四年六月，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國前往美國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共有七百三十名來自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參會，目的是商討並制定戰後國際經濟規則。從表面上看，凱恩斯不過是這些代表之一，但他實際上是這場會議的主角。^[3]

布雷頓會議決定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孿生兄弟——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該組織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後來改名的「世界銀行」。前者的使命是幫助成員國應對與自由經濟伴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而後者的業務則是向戰後重建項目提供貸款，並幫助一些長期貧困的國家實現現代化。

這些組織還遠遠不足以維繫二戰之後的和平。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組織即將如寧馨兒般誕生。

聯合國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嗎？

一九四五年四月，日本尚未投降，但已是強弩之末，勝利必將屬於同盟國。五十個國家的國旗在太平洋上吹來的風中獵獵作響，五千名各國代表抵達舊金山歌劇院，參加舊金山會議開幕式。這次會議試圖跟此前的戰後和會——如維也納和會和巴黎和會——分道揚鑣。但實際上，在某些方面，它們仍然如出一轍：戰敗國被排斥在外，某些與會者的資格值得懷疑——為了獲得拉丁美洲國家認同，美國允許阿根廷會與，而阿根廷的軍政府在戰時對法西斯陣營明確表示同情和支持，只是在戰爭末期才改弦更張。^[4]

一開始，羅斯福對聯合國的熱情不如邱吉爾，他知道當年威爾遜創建國際聯盟時遭遇的重大挫敗，對此心有餘悸。後來，他逐漸對聯合國產生了強烈的熱情，這是由他身邊一群「外交賢哲」所推動的。這群「外交賢哲」內心抱著一種特殊使命感：核子武器時代的安全將需要某種「美利堅和平」，美國必須承擔領導責任，二戰爆發就是因為一戰勝利之後美國退出國際事務、遁入孤立主義，美國再也不能犯同樣錯誤。而且，美國的民意也轉變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一份蓋洛普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一的美國人希望美國加入「一個擁有警力的世界組織，以維護世界和平」。

正是在威爾遜式理想主義外交原則之下，作為國際聯盟升級版的聯合國如同空中樓閣般建立起來。《紐約客》撰稿人懷特評論說，一九四五年春，各國若要為起草一份聯合國憲章開會，舊金山作為會議地點再合適不過，「美國被世界各地的人們看作是美夢成真的典範，是一種微縮版的全球國家」。參加過雅爾塔會議的歐洲高級官員們發現，舊金山比雅爾塔舒服多了。此後，聯合國總部選在紐約——相比於在戰爭中傷痕累累的歐洲都市，紐約當之無愧是世界之都。這兩個事實無疑表示，美國是聯合國的設計者，並試圖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將「美利堅秩序」向全球推廣。

勾勒聯合國框架和起草聯合國憲章的那些人，大都是二戰的參與者與倖存者，他們亦親眼目睹了納粹集中營中慘絕人寰的景象。人們普遍相信應該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個比國聯更富活力、辦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組織維持它。

聯合國是羅斯福和杜魯門兩位美國總統締造的寧馨兒，在他們身後是一群「外交賢哲」（“The Wise Men”）——他們不是好萊塢系列電影「復仇者聯盟」中擁有超自然能力的拯救者，卻用智慧、學識和勇氣大膽地創造了「美國世紀」、建立了「美利堅和平」。他們是：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富可敵國的「鐵路大王」，卻投身公職，先後擔任駐蘇聯大使、副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艾奇遜（Dean Acheson），曾任國務卿，對杜魯門主義的貢獻大於杜魯門本人，對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貢獻超過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本人；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和羅威特（Robert A. Lovett），兩人在戰時擔任作戰部長史汀生的副手，戰後在外交界、銀行界和國際關係領域大展身手；波倫（Charles E. Bohlen），駐蘇聯和歐洲的外交官，外交政策的制訂者；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智者中的智者，因其遠見卓識被譽為「冷戰之父」……他們大都畢業於常春藤名校，遊走於政商法領域之間，遠離大眾輿論，傲慢地避開國會。一方面秉持國際主義，滿懷傳教士的理想，幫助西歐復興；一方面奉行圍堵政策，主張大力遏制蘇聯的擴張，捍衛美國的國家榮譽與對世界自由的承諾。

這群「外交賢哲」生正逢時，因緣際會，共同繪製戰後的世界藍圖。他們真誠地相信美國具有為世界服務的責任。他們掌握權力時正值華盛頓的黃金歲月，「於是善加利用美國在全球局勢中崛起的良機。那個年代不重節儉，不擔心平衡預算，重點在於如何拯救世界」。他們將因長期接觸廣大世界而培養出來的特殊能量，投入戰后重建與保衛百廢待舉的西方的任務中。這群「外交賢哲」的遺產是聯合國、北約、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跨國機構，這些跨國機構共同形塑了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即「美利堅秩序」。

美國沒有貴族，卻有這群充滿貴族風範的人物。「外交賢哲」們具有共同願景，勇敢面對一個艱困時代的挑戰：

    他們迫使一個謹慎的國家勇於面對它的全球性義務，且展現征服者的寬大胸襟，在二戰之後同時協助友邦與敵國進行重建工作。這群人創建了一個聯盟，在往后四十年穩穩確保西方不受侵略。相較於先前的所有帝國，美利堅和平確實極為慷慨與理想化，有時甚至過了頭。^[5]

然而，過猶不及。「外交賢哲」們的遺產中，存有根本性缺陷，這跟他們本身是民主黨人、進步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有關。他們經歷了殘酷的二戰，仍對人性抱有過於樂觀的評估，對人性中的「幽暗意識」認識太少。

聯合國的創建者們深知，當年國際聯盟失敗的關鍵原因在於它缺乏制止國際紛爭的武力，所以他們希望建立一支強大聯合國軍隊——陸軍要有八至十二個師，空軍要有六百架轟炸機，海軍要有上百艘各類戰艦，若這一計劃變成現實，將會深刻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但美蘇在全球的對峙讓這一設想變為一紙空文。本來要掌握武力的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淪為一個虛幻的委員會，數十年來只是每半個月開一次例會。英國史學家埃里克·格羅夫（Eric Grove）評論說：「隨著聯合國開創者希望的消逝，這只代表著一座孤冷的紀念碑。」^[6]

在冷戰時代，聯合國有兩次支持安理會決議而使用武力的先例，即朝鮮戰爭和沙漠風暴行動。這兩次行動都由美國將軍指揮，大部分戰鬥由美國軍隊實施。尤其是沙漠風暴行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James Addison Baker III）評論說：「歷史再次給了我們一個重大機遇。我們有機會建立一個聯合國及其創建者所憧憬的世界……我們堅決不能再讓聯合國重蹈國聯的覆轍。」但此評論過於樂觀了。

後冷戰時代，聯合國的新使命是成為「維和行動」的「中轉站」。^[7]然而，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卻屢屢失敗。首先是在索馬里的「國家建構」遭遇挫敗。聯合國既無法應對大規模的、全副武裝的部落民兵，也無力阻止暴力事件頻發（包括聯合國維和部隊遭到攻擊）、饑荒蔓延以及人道主義救援受阻。

聯合國在南斯拉夫內戰中的挫敗，更讓該組織聲名掃地。一九九五年，在消極不作為四年之後，聯合國派出一萬四千人的維和部隊，試圖分隔薩拉熱窩的塞族人和克族人。這支部隊是歐洲派遣的「藍盔軍」，它與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一樣效率低下，裝備和武器都十分落後。這種準備不充分反映出歐洲人在執行任務時的搖擺不定，以及他們無法掌控發生在自家後院的大規模人間災難。^[8]

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三次重大挫敗是在盧安達。一九九三年秋，兩千五百人的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部署到當地，監督該國內戰的脆弱停火。然而，胡圖族激進分子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對圖西族發起種族滅絕，經過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的大規模殺戮，大約八十萬到一百萬人死亡——就遭到屠殺的人口比例而言，其殘酷程度超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這次行動存在兩大重大缺陷：在全面部署維和部隊時，極盡拖沓之能事；在保護平民上，沒有給援助團動武的明確授權。維和部隊中的十名比利時士兵遭到殺害，比利時和其他出兵國家隨即撤出部隊。援助團的指揮官、加拿大中將達萊爾（Joseph Roméo Dallaire）緊急呼叫支援，但被紐約總部否決。由於任務失敗，達萊爾將軍精神崩潰。

第四次失敗在敘利亞。在持續多年的敘利亞內戰中，聯合國所能做的僅僅是「絕望的調解」。隨著內戰越發慘烈，絕大多數聯合國維和部隊士兵被送回各自國家，只剩下一群傀儡工作人員留在原地，被拖拖拉拉、自相矛盾的政策搞得無所適從。

聯合國成立數十年之後，逐漸蛻變成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腐敗嚴重且缺乏迅速制止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人道主義災難乃至種族屠殺的能力的官僚系統。一位多年採訪敘利亞內戰及其他戰爭的戰地記者評論說：假如新聞記者或是區域分析師需要找個標的來批評譴責，一定會想到聯合國，大家總會嘲弄聯合國「低落的辦事效率」，而且有些官員會帶著一副昭然若揭的態度，只想在聯合國裡滿足個人成就，把拯救世界公民的職責擺在第二位。不僅如此，任用親信也是聯合國的一大弊病：高層的親朋好友總是獲得特殊待遇，貪污的情況亦時有所聞。^[9]

聯合國已然病入膏肓，它並不比國際聯盟高明到哪裡去。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批評說：「聯合國有如此巨大的潛力，但如今已淪為一個供人聚會、享受歡談時光的俱樂部，真悲哀！」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川普首度現身討論聯合國改革問題的會議，警告「官僚主義」使得這個國際組織無法進步。川普表示，美國身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以及最大經費贊助國，希望所作投資獲得更好收益，但「自二〇〇〇年以來，聯合國的正規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員工人數也增加一倍有餘，我們卻未見到與此投資相符的成果」。聯合國成立的宗旨非常崇高，但「由於官僚主義和管理失當，聯合國並未完全發揮潛力」。歸根結底，如雞肋般的聯合國並不符合美國之為美國的觀念秩序——美國以右派思想立國，而聯合國的驅動力來自左派思想。

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軛：聯合國的先天局限

聯合國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和歷史性的，無法改正和修補，必須推倒重建。

《聯合國憲章》與美國憲法之間存在著根本性裂痕。「外交賢人」們的理想陳義過高，高過美國憲法，他們忘記了一個常識和真理：違反美國憲法，就是違反人性，就是違反聖經原則。美國戰略學者巴塞維奇（Andrew John Bacevich）指出，美國的外交戰略應當「尊重建國者的意圖」，憲法中沒有任何東西「要求、鼓勵美國部署軍事力量去解救人類，或者根據我們的想像重構世界」。美國要限制自身對於外國資源的依賴，要從國防而非權力規劃的角度進行考慮來組建美國軍隊，要讓美國專業軍事力量與美國社會的現實保持一致。^[10]

聯合國建立的前提是將蘇聯視為可以合作的對象。然而，事實絕非如此。一九四五年舊金山和會期間，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堅持蘇聯應有權否決其不願在聯合國範圍內討論的議題。這一態度幾乎導致會議擱淺。

蘇聯人曾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承諾，允許波蘭進行「真正的自由選舉」。但蘇聯人從不信守承諾，逮捕了十六名波蘭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還將他們扣上「納粹分子」帽子。六月十一日，舊金山和會進行過程中，蘇聯法庭做出宣判，除了兩人外，十四人被判處死刑。波蘭戰士沒有死於納粹之手，卻死於蘇聯之手。這個細節說明，蘇聯比納粹更邪惡。然而，美國和西方隱忍不發，讓蘇聯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即使十六名波蘭人正在莫斯科遭受嚴刑拷打，各大國仍在商量把《世界人權宣言》寫入《聯合國憲章》。波蘭人遇害這個「小風波」被各方巧妙地遮蔽，但它對於聯合國的誕生來說是個不祥之兆。《世界人權宣言》中的條款寫得冠冕堂皇、正義凜然，卻是中看不中用的舞台道具。這種憲章和宣言中的誇誇其談與實際運作中的現實主義的巨大矛盾，一直延續至今——最讓聯合國無法自圓其說的例證就是：迫於中國的壓力，拒絕模範的民主國家台灣加入，而臭名昭著的北韓等極權國家卻儼然是聯合國正式成員國。

聯合國的成立，未能避免冷戰格局的形成，也未能阻止韓戰、越戰等數十次局部戰爭的爆發。冷戰沒有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因為有了聯合國的調停，而是有了核武器的威懾。聯合國比國際聯盟長命得多，但它們在處理重大國際危機時同樣是紙上談兵、廢話連篇。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聯合國本身就是戰後美國一系列錯誤國際戰略的結果。二戰中，民主國家與蘇聯的策略性結盟是第一步錯誤——蘇聯的古拉格群島不比納粹德國的集中營文明多少，民主國家沒有必要幫助蘇聯抗擊納粹德國。第二步錯誤是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對史達林拓展其勢力範圍的野心予取予求——他畏懼蘇聯龐大的軍隊，同時對史達林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第三步錯誤是成立聯合國時，讓蘇聯等共產獨裁國家加入，當蘇聯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後，聯合國注定無法達到維持和平、捍衛人權之目標——蘇聯，再加上以後取代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共產中國，在安理會中對重大事務擁有一票否決權，足以讓聯合國癱瘓。

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們認為，在理論上，贏得二戰的美、英、蘇偉大聯盟有可能合力建立一個和平共存的年代，而不是冷戰。如果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就知道接下來四十年世界會出現一個接一個的危機，被一觸即發的核武競賽牽著鼻子走，會相當震驚。他們過度推銷其理想，受自身觀念箝制。他們希望在美蘇之間「建立嚴峻但穩定的暫時協議」。他們由衷地厭惡克里姆林宮的專橫手段，渴望阻止其擴張；又願意心照不宣地將某個範圍的利益讓給蘇聯，卻發現莫斯科毫無理由地破壞了那個地方的所有自由，史達林與希特勒是同一個德性。他們的觀點隱含的假設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自然地渴望西方國家享有的民主資本主義體制、自由價值，以及經濟貿易。但事實並非如此：有些地方的民情秩序確實是擁抱、呼喚暴君與獨裁者。

羅斯福和他身邊的顧問們對蘇聯持模糊不清的看法，而史達林對美國的單純幼稚摸得一清二楚，因此美國在與蘇聯的談判中一直處於下風。羅斯福執政最後階段對蘇聯的癡心妄想及拖延政策，繼續在杜魯門政府中發揮關鍵作用，羅規杜隨，如同如今的歐巴馬與拜登一脈相承。史達林相信，拖時間對他有利——最終，美國人將面對一個生米煮成熟飯的局面，而這時候他們往往傾向於接受現狀。蘇聯由此獲得對東歐的控制權，並全力幫助中共打敗國民黨。

在蘇聯，沒有任何民間輿論或壓力集團能影響史達林的決策（這也是羅斯福願意跟史達林打交道的原因之一）；而在美國，華盛頓和紐約的某些共產主義者和親共人士卻能對政府發揮持久的、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從其確鑿的間諜行為，到影響輿論和政府決策朝著親蘇方向轉變等各個方面，幾乎無處不在。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在新政帶來的一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氣氛中，美國左派的親共產主義傾向和活動就已蔚為大觀。戰後，這群菁英一直相信，美國若反對蘇聯，不僅意味著對羅斯福制定的原則的背叛，還意味著對「反動主義」、而不是進步主義思想的偏好——他們將「反動主義」（基督徒、保守主義）當做當代美國最糟糕的一種原罪。很多杜魯門留任的羅斯福時代的閣員和顧問們都不假思索地採納了「蘇聯將變得更好」的思想。直到羅斯福時代的副總統、杜魯門時代的商務部長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毫不掩飾地公開表達其親共乃至舔共立場，而被杜魯門解除職務，這種向蘇聯「一邊倒」的局面才有所改觀。^[11]

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們深信，美國與世界安全的最佳保障將是在各地建立民主代議制政府，這些政府的本質是愛好和平，而非好鬥侵略。像他們這樣瞭解美國必須具備決心並參與其中的人，也理應起身領導。退而求其次，即便無法迅速在世界各地按照美國模式建設民主政府，也可以先建立聯合國。然而，創建聯合國的模式與美國立國的模式是彼此對立的：沒有價值一致的「小共同體」，不可能形成遵循同樣價值的「大共同體」，這就是聖經中說的「信與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軛」的道理。

當聯合國將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假裝當做一樣的國家納入其中，就決定了它的「先天不足」。

剔除基督教文明的「世界聯邦」是一個惡托邦

儘管各國普遍願意從近代歷史中吸取教訓，但新的聯合國的組織結構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其前身國聯。

美國是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各州在聯邦政府中享有同樣的權力，沒有一個大州在聯邦政府層級是「常任理事州」；與之相比，聯合國的運作方式並不民主——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比普通會員國大得多的權力，可以通過決議干涉某會員國內政，但這五個國家並非成員國一國一票選舉出來的，也不都是民主自由國家，它們能坐上高椅子，僅僅看誰的拳頭夠大。聯合國聲稱其核心原則是國家一律平等，但安理會（尤其是常任理事國）被賦予至高權威，這說明只有少數國家持有決策權——當年國聯的運作模式亦如此。在舊金山會議上，澳大利亞外長赫伯特·伊瓦特（Herbert Vere Evatt）十分反感大國在安理會中享有否決權，但作為小國不得不讓步。媒體評論說，世界各國「不情願地接受了一個實際上是由大國主導的世界獨裁制度」。

正如國聯那樣，聯合國對新威爾遜理念的國家平等原則做出的口頭承諾，被新的國際組織決策機構的寡頭政治式權威沖淡了。聯合國的兩大機構在法理上的差別反映了對舊式大國特權的眷戀：聯合國大會做出的決策對成員國沒有約束力，安理會的決定則有約束力。聯合國大會定期每年秋天開會，但幾乎淪為論壇；安理會有權立即開會應對緊迫的危機。

由此，聯合國陷入一個自我矛盾的怪圈，這正是這個「世界政府」的致命缺陷：它要有效運轉，就得依賴大國聯盟。如果聯盟成員一條心，某種全球威權主義——類似拿破崙戰爭失敗後，梅特涅操縱下的神聖同盟——就會威脅世界。如果聯盟人心渙散，那麼羽翼未豐的聯合國就形同虛設，然後另一場或許更具破壞力的戰爭就會日益迫近。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這一核心架構，至今仍看不到任何改革的可能性。

這就形成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巨大落差。歷史學者高佛瑞·哈吉遜（Godfrey John Hodgson）在評論「外交賢人」們的歷史貢獻時說：「他們是大西洋主義者，他們願意代表美國提出宏大的承諾。他們視美國的領導角色與他們自己都屬於一種道德性天命的一部分。他們懷抱著某種熱情擔負起世界權力的重大責任——一項嚴峻卻崇高的責任，是新英格蘭清教幾乎被人所遺忘的遺產。」這個評論並不符合「外交賢人」及美國菁英決策圈的真實狀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然喪失了新英格蘭的清教傳統，他們是從進步主義的層面理解和建構「美利堅秩序」的。

在早期關於「世界聯邦」的想像中，充滿基督教傳統的烙印。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主張英美兩國聯手，讓警力遍及全球，其初衷是建立某種「民主的盎格魯-美利堅世界聯邦」。一九三九年，時任英國駐美大使的洛錫安勛爵（Lord Lothian）把大英帝國視為建立世界聯邦政府的模板。邱吉爾一度對此篤信不疑。

一九四〇年，尚未參戰的美國成立了一個在「美洲基督教聯會」之下、追求「正義和持久的和平」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發表一份聲明，陳述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的必要性。這份聲明的起草者是共和黨外交政策代言人、後來在艾森豪政府擔任國務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杜勒斯是堅決反共的長老教會基督徒，相信跟奉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作鬥爭根本上是一項基督徒的道德使命。後來，杜勒斯擔任的舊金山會議美國代表團顧問，希望賦予聯合國以「道德力量」，但此努力未能成功——二戰末期出現了一種從宗教（基督教）理想主義到理性（世俗）理想主義的轉向。

這種思潮體現在聯合國建立過程中，即《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去基督教化」。這兩份文件企圖容納更多元的思想觀念和信仰傳統。其中，代表中華民國與會的張彭春為之注入儒家思想。張彭春是第二屆清華「庚款」留學生，跟胡適一起赴美留學，後來成為教育家、外交家和戲劇家。他是當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兩名副主席之一，也是亞洲國家一個有力聲音的表達者。

在張彭春看來，世界人權宣言「應該既反映出湯瑪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他成功地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融入到《世界人權宣言》之中。例如，《宣言》在第一條中即明確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其中，「良心」一詞是基於張彭春的建議，是融入儒家價值觀的典型反映。他還建議起草委員會成員花上幾個月時間來深入研究儒家思想。這是緣木求魚——中國歷史上和現實中從未有過人權觀念，儒家並不尊重人權（除非是「有中國特色的人權」，即「吃飯權」或「豬權」）。就連在最低限度上解釋西方自由主義，以便使之與儒家社群主義產生交集的美國學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也承認：在中國的儒家自由傳統中，缺少所謂公民社會的那些基本制度架構和制衡力量。^[12]

去基督教化的世界聯邦、全球公民社會、世界一家的共同體可能成立嗎？即便成立，能喚起人們的認同感與信賴感嗎？美國左派成立了一個名為「全球治理委員會」的民間組織，建議人類建立最終由全世界人民選舉的「人民大會」，提出負擔全球治理所需經費的國際稅收方案，賦予國際法庭以更大的權威。由於意識到培養適合這些計劃的倫理規範的必要性，該委員會呼籲努力「培養全球公民身份」，以形成一個「普世的道德共同體」。美國左翼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指出，既然民族認同「在道德上已經不重要」，公民教育應當以培養「世界主義的公民身份」為目標，應該教給學生「對全世界人類共同體的首要忠誠」。

然而，此類比聯合國更激進的左派規劃乃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指出，世界主義倫理的道德缺陷與它的政治缺陷密不可分，而且跟美國的觀念秩序是對立的，他以美國自身的政治實踐來否定了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概念的烏托邦本質。世界主義的觀點認為，既然民族國家的主權日益受到侵蝕，那麼人們通過將主權和公民身份往上推就能恢復自治。但桑德爾指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恢復自治的希望不在於將主權安放在一個新的地點，而在於分散主權。主權國家最有希望的選擇，不是以人類的團結為基礎的世界一家共同體，而是共同體與政治體的多重復合：有些比民族更大，有些比民族更小，主權分散於其中。」

美國人從一建國起就對大政府深懷警惕。從進步主義時代到羅斯福新政再到詹森的「偉大社會」，聯邦政府不斷擴權，但美國的民情秩序不斷反彈，使得左派大政府、國家化的計畫只取得部分成功。左派努力去創造一個強大的全國性政府，卻未能培養一種共享的民族認同。桑德爾追問說：「如果民族（國家）不能喚起一種比最低程度的共性更多的東西，那麼全球共同體也不大可能做得更好。」他認為，主張將聯邦權力歸還給各州的保守派所信奉的聯邦主義的憲政學說，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案：

    在主權分散以及公民身份形成於多重公民參與場所的情況下，自治運轉得最好。聯邦主義的這一方面構成了共和主義政治的多元主義版本。它提供了把托克維爾的共和主義與盧梭的共和主義分別開來的區分，並將塑造性計畫從滑入強制的危險中挽救出來。^[13]

換言之，美國的道路與聯合國的道路根本就是南轅北轍：美國實踐的是托克維爾式的共和主義，聯合國實踐的是盧梭式的共和主義；美國實踐的是國族主義，聯合國實踐的是世界主義。這也正是施特勞斯主義者們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價值深深懷疑的根本原因——「這些機構要麼是通向人類普遍平等的階梯，要麼是我們對自己的公正和實力喪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實例。」

（未完待續）

[1] 維克多·塞巴斯蒂安（Victor Sebestyen）：《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12-13。

[2] 伊恩·克肖：《地獄之行：1914-1949》，頁544。

[3] 埃里克·勞赫威：《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頁132。

[4]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零年：一九四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18。

[5]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艾文·湯瑪斯（Evan Thomas）：《美國世紀的締造者》，（台北）廣場出版，2015年，頁722。

[6] 威廉·R.科勒：<聯合國：全球合作型安全的守護者>，見沃伊切克·馬斯特尼、朱立群主編：《冷戰的歷史遺產：對安全、合作與衝突的透視》，頁93。

[7] 「維和」是一個語義含糊的概念，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指出，「維和」可以歸入這個組織創始文獻的「六點五章」。他顯然是想說，根據第《聯合國憲章》七章的授權，可以通過調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也可以通過直接的軍事行動擊退侵略，而「維和」則介於兩者之間。

[8] 維和部隊軍官們宣稱，波斯尼亞塞族人力量強大、意志堅決、裝備精良，千萬不要惹惱他們。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塞族悍將姆拉迪奇率軍進入聯合國「安全區」波斯尼亞東部城鎮斯雷布雷尼察。那裡的守軍是一支維和部隊分遣隊，他們放下武器離開，毫髪無損地回家。姆拉迪奇隨即屠殺了八千人。此一事件及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發生的種族清洗，是二戰後歐洲發生的最殘酷的大屠殺和最大的單一戰爭罪行。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大衛·克萊·拉奇（David Clay Large）：《現代歐洲史：歐洲時代的終結，1890年至今》（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頁764。

[9] 珍妮·德·喬凡尼（Janine Di Giovanni）：《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台北）時報文化，2017年，頁29-30。

[10] 布魯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國霸權：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頁715-716。

[11] 約翰·盧卡斯：《美國的崛起：1945年美國的崛起與現代世界的誕生》，頁125-127。

[12]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150。

[13]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404。

購書鏈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9953?sloc=main

捐款方式：（请注明您的姓名和电邮，以便我们寄送收据）：
1）Zelle: nacr2021@gmail.com
2）PayPal: PayPal.me/NAConservative1
3）支票抬头：NACR 地址：1951 McConnor Blvd, #59169 Schaumburg，IL 60159

敬请订阅:

《北美保守评论 – YouTube新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D6cjPFfBLlQMlSJi6h_6g
《北美保守评论 – Rumble频道》: https://rumble.com/user/NACR2021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时评文章频道：https://t.me/NAconservative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翻译视频频道：https://t.me/VIDEOSBYNACR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交流群：https://t.me/+92XsKo9C-upmZTRh
《北美保守评论》推特(Twitter)：https://mobile.twitter.com/naconservative9
《北美保守评论》脸 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100052658047986

川普的真相社交（TruthSocial）：https://truthsocial.com/@NA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