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美利堅秩序」：終結還是重生？（續）
中國如何毀壞「美利堅秩序」：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腳
冷戰時代，聯合國淪為美蘇對抗的場域。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國獨大的日子僅僅持續了不到二十年，就迎來中國的野蠻崛起。如今，對「美利堅秩序」威脅最大的，是自稱「偉大復興」的中國。中國認為，它阻止美國、使其無法前進的時代已快速掩至。
美國學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認為，中國希望恢復它在東亞事務的巔峰，並將尋求最大化其力量和操縱空間。伴隨而來的是，中國期待至少在東亞的範圍內，別的國家，無論近遠，最終都向其權威低頭。新加坡華裔學者王賡武指出，中國不會接受「美利堅秩序」，不會以平等成員的身份「進入國際大家庭」，「如果有機會，中國可能希望恢復長久以來所遵奉的傳統，也就是將所有的外國視為一體，但低於中國，而且與中國不平等」。[14]澳大利亞戰略學者羅里·梅卡爾夫（Rory Medcalf）認為，中國雖已加入全球經濟大家族，但認為自己是五千年的文明，深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國是一個快速走向極權主義的、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它將其印太戰略和整個外交政策，直接綁定國內政治制度的存亡與否，所以將一種擴張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15]
盜賊來，就是為了破壞。「美利堅秩序」迎來了最危險的敵人和最強勁的挑戰。
中國對「美利堅秩序」的破壞方式，從孫子兵法進化到「共產黨兵法」。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腳，是毛澤東政治厚黑學的絕招。[16]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將毛太祖的政治鬥爭手腕推展到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以此玩殘、毀壞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乃至將其佔領、改造，使之為中國所用。
二〇二年年四月八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接受福克斯電視台採訪時指出，中國已控制了三分之一的聯合國機構。「過去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非常、非常積極地採取行動，試圖通過推舉他們的人當選最高領導人，來控制這些機構。當然他們也通過使用如世界衛生組織的譚德塞等類型的殖民地代理的方式來影響、操控其它機構。中國已控制了十五個機構中的五個。」與之相比，其他任何一國公民（包括美國在內）領導的聯合國機構的數量都沒有超過一個。
擔任聯合國機構領導者的中國人包括：現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之前擔任中國農村農業部副部長；現任國際民航組織祕書長柳芳，之前任中國民航總局國際合作司副司長；現任國際電信聯盟祕書長趙厚麟，之前在中國郵電部任職；現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李勇，之前任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世衛組織則由譚德塞這類「殖民地代理」替中國把持。
中國控制國際組織的努力，一路凱歌高奏，只遭遇過兩次挫敗。一次是二〇二〇年三月，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的協同行動，令中國接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領導權的努力失敗。另一次並非國際社會的共同反擊，而是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所致：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於二〇一八年回國時被拘捕，隨後以腐敗指控被定罪，獲刑十三年。中國人因此失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這一要職。[17]
即便沒被中國拿下一把手的國際組織，亦被中國安插關鍵代理人。例如，現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楊少林，曾任中國財政部國際財金合作司司長；現任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易小准，曾任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張濤，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除此之外，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郝平等人都是中國推舉的代表。還有為數眾多的中國黨政官員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等機構任高層職位。
聯合國大數據研究中心也落腳中國杭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習近平宣布，中國將設立「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知識與創新中心和可持續發展大數據國際研究中心」。該中心與聯合國的數據庫實現接軌具有重大意義：聯合國的合法性招牌將使北京獲得聯合國各成員國的數據，進而將中共高科技暴政投射到世界各地。其後果比某中國官員出任某國際機構負責人更可怕。
與此同時，中國向聯合國貢獻的經費，從二〇一六至二〇一八年度的百分之八，大幅度上漲到百分之十二。二〇一九年，中國資助聯合國經費的比例已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二。儘管如此，中國提供的經費仍不足以跟美國相比：二〇一八年，中國向聯合國系統出資十三億美元，遠低於美國每年提供的一百億美元。但中國在聯合國系統發出聲音的分貝明顯超過美國。換言之，中國捐助聯合國的每一分錢所換取的發言權，遠大於美國，這得益於中國玩弄的合縱連橫戰術——過於單純的美國人理解不了「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腳」這一整套把戲。
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談話時，呼籲該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他表示，全球治理體系應符合已改變的世界政治經濟。這暗指中國影響力上升，以及中國所認為的美國衰落。《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政府正爭取讓其公務員或客戶及夥伴國家的人員「填塞」聯合國及其平行或下屬的各個國際機構。在聯合國獲得影響力能使中國壓制國際社會對其國內外行為的審視和批評。中國的成功為美國及其盟友提出一個難題：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曾期望聯合國成為一個促進民主和人權的機制；而現在，在這種愈來愈令人想起冷戰的潮流下，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反而幫助中共將其專制制度比西方民主國家更優越的主張加以合法化。
中國於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西方國家原本寄望中國因「入世」而為世界秩序貢獻一份心力，或因為接受國際規則而改變其內部治理、朝民主化前進。然而，一切都與西方國家期望相反，中國不在乎普世價值而在乎自身（中共權勢集團）利益，並企圖改變世界秩序、制定更具有中國特色、本位主義的國際規則。
印度外交部高級政策顧問馬利克評論說：「中國感覺這是『我們的』時刻，中國需要控制這些機構。」馬利克表示：「如果你控制了這些機構的重要關節，你就能影響規範標準，影響思維方式，影響國際政策，還能注入你的思維方式。」研究「一帶一路」的德國學者魯道夫稱：「中國已經能夠讓聯合國變得更中國化。」他表示，中國的這種努力是系統性的。[18]
唯中國馬首是瞻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世界衛生組織
今天的國際社會，並非「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中國比冷戰時代的蘇聯更有錢，甚至有錢能使「洋鬼子」推磨。中國在聯合國及各類國際機構內大撒幣，做成了當年蘇聯夢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很多事情。最讓人不安的情況，出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美國認為這兩個組織已經被中國侵蝕得千瘡百孔而無法修補，川普政府斷然退出這兩個「中國機構」。
二〇二〇年四月，中國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協商小組，獲得遴選人權調查專員的權力。獨立NGO機構「聯合國觀察」主席諾伊爾（Hillel Neuer）公開質疑說，這一任命「非常荒謬而且毫無道德可言」。諾伊爾諷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讓中國既暴虐又沒人性的體制來挑選調查全球言論自由、任意拘留及強迫失蹤的專員，就好像找縱火狂擔任消防局長」。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進行席次改選。投票結果出爐，中國、俄羅斯、古巴、巴基斯坦、烏茲別克等人權狀況相當惡劣的國家高票當選。在亞太區，中國的得票落後於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和尼泊爾，卻仍獲得一百三十九票的高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完全無法伸張和捍衛人權，淪為一群人權記錄劣跡斑斑的流氓國家的俱樂部。
對於確定重返理事國席位，中國官媒《新華社》在第一時間報導說：「中國對廣大會員國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對同期當選的其他成員表示熱烈祝賀。」新華社暗示，此一選舉結果意味著「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觀」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中國將積極推進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旗幟鮮明地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雙重標準的錯誤作法，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這是不點名地批評已退出人權理事會的美國以人權議題「干涉中國內政」的失敗，並得意洋洋地炫耀中國在新一輪國際人權話語爭奪戰中完勝。
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收買了六十五個國家為之幫腔，但白就是白、黑就是黑，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事實。「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指出，中國政府綁架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中國站在一個陣營上的幾乎都是專制、人權紀錄的國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本應申張正義，由於中國的分化、滲透，已經失去它的初衷，所以該機構必須進行徹底改革。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達瓦才仁也表示，中國跟世界上像伊朗、巴基斯坦這些人權惡棍、獨裁者結盟，阻礙人權、民主、自由的進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然成為「人權惡棍俱樂部」，在這樣的機制下很難申張正義。很多國家、很多人都主張建立民主自由國家的聯合體，取代聯合國這樣一種議而不決、甚至是為惡棍為虎作倀的機構，真正的對獨裁者具有威懾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直指此次改選是「擁抱獨裁者」：「中國和俄羅斯、古巴都贏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席位，這是暴君的勝利，聯合國的難堪。」蓬佩奧認為，這是一個例證，一個指標，說明二〇一八年六月九日美國退出這個機構是正確的，「當機構變得無可救藥，川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決不會參與。」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睽違三年之後，美國又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最高級別共和黨參議員里施（Jim Risch）反對美國重返人權理事會，他抨擊說：「美國不應該授權一個包括中國、委內瑞拉和古巴等侵犯人權國家的機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聲明中承認，人權理事會「存在嚴重缺陷」。在「嚴重缺陷」並未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美國如何在這個千瘡百孔的機構中達成捍衛人權、民主和國際秩序規則的三大重要任務？
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樣淪為中共控制的「花瓶」的，是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不僅未能預防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反而加速其傳播速度。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中國對內傳達各地衛健委對武漢肺炎嚴陣以待，但對外堅稱病毒沒有「人傳人」。同日，世衛重複中國的調子，堅持沒有證據「人傳人」。
一月二十三日，病毒始發地武漢封城。由於中國和世衛同時隱瞞疫情，致使封城前有五百萬人離開武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離開中國，疫情在無預警情形下擴散全國和全球。但世衛堅稱疫情尚不足以被界定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拒絕對國際社會示警。
一月三十一日，美國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後，世衛仍堅持「不建議」對國際貿易或旅行實施「任何限制」。在整個病毒傳播期間，譚德塞一直附和中共的宣傳基調——疫情「可控」，並反覆稱讚中共抗疫有力。
三月十七日，譚德塞致函習近平，讚揚「在習近平主席的卓越領導下，中國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付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努力」。習近平復信讚揚譚德賽「為推動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作努力」。這兩個讓病毒蔓延的罪魁禍首，在全世界面前表演了一場令人作嘔的「二人轉」。
世衛組織醜態百出，就連一向畏懼中國的日本也看不下去。在日本參議院的會議中，副首相麻生太郎發言稱：「日本出現大量聲音說WHO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應該改名成『中國衛生組織』（CHO，Chinese Health Organization）。」麻生太郎追問說：大家還記得譚德塞的前任總幹事是誰嗎？那人是中國人（指陳馮富珍），那時也是搞得怨聲載道的（指薩斯危機）。
川普政府在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宣佈退出世界組織，但拜登政府上台後終止了退出日程，又向該組織繳納數億美金巨款。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溯源研究聯合專家組召開新聞發佈會，參加的三位專家是中國前國家衛健委體制改革司司長及現任清華大學公共衛生學教授梁萬年、世界衛生組織丹麥籍科學家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和尼德蘭病毒學家瑪麗安·庫普曼斯（Marion Koopmans）。
彼得·本·安巴雷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小組在武漢病毒所的調查、與科研人員的交流，結論是病毒來自該研究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今後不會就此進一步展開調查。世衛的專家們並沒有對中國提出批評，而是稱讚中國，並認可其敘事的關鍵部分，包括一些存在爭議的說法。世衛專家組對中國官員宣揚的一種理論持開放態度——病毒可能是通過冷鏈食品運輸傳染給人類的。
此次公佈的調查結果，給北京帶來一次公關勝利。「這是中國在其官方敘事中得到的最權威的支持」，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指出。美國喬治城大學傳染病專家丹尼爾·R·路西（Daniel R. Lucey）評論說，「中國現在的戰略敘事是，『這是調查的中國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讓我們翻篇吧。』但人們會說這一切都只是一場秀」。[19]
中國的大撒幣外交，收買了不少嗷嗷待哺的亞非拉小國、窮國以及跟中國臭味相投的獨裁國家，甚至若干經濟疲軟的歐洲國家也爭先恐後投入中國的懷抱。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喪失了其成立的初衷，其憲章和宣言被中國及其一幫小兄弟任意踐踏，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中共政權的華麗櫥窗及權力延伸。
全球化，全球化，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二十世紀後半葉，人類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進程。美國期望通過全球化輸出美國秩序的雙翼——自由貿易和民主政治。然而，全球化非但沒有成功輸出這兩大價值，反倒讓美國深受其害。
我在美國各大超市——無論是低端的沃爾瑪，還是高端的全食物（Whole Foods）——購買食品和日用品時，有一個驚訝的發現：西紅柿、黃瓜、蘋果等常見的蔬菜水果，大部分是國外生產的，有不少來自以色列。以色列人在乾旱之地生產出的蔬菜水果，通過國際航運，跨越大西洋運到美國，還能在價格上佔有優勢，擊敗美國本地的產品，此一事實從表明美國的本土農業（乃至其他產業）已萎縮到何種程度。此一事實對於擁有勤勞簡樸的清教徒傳統的美國來說，堪稱奇恥大辱。此一事實更顯示全球化雖然讓美國消費者買到價廉物美的進口貨，卻從根本上摧毀了美國立國的精神根基及民情秩序。
支持全球化的美國知識菁英認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著過去七十年美國對外政策的勝利。二戰之後，美國促成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以及關貿總協定的建立和運轉。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福特基金會等私人機構在全球「現代化」上投入巨資，通過輸出資本主義體制，將經濟和法治的進步帶給發展中國家。隨著一九八九年東歐劇變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資本主義世界大獲全勝，全球化勢不可擋。
然而，此後三十年，局勢卻發生出人意料的逆轉，全球化帶來社會的撕裂與種族的衝突越發不可收拾，正如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所觀察到的那樣：「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擴展是集體仇恨和種族暴亂的一個首要的、使之惡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著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許多社會裡，市場和民主並非相得益彰。由於市場和民主在這樣的社會中施惠於不同的族群，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極不穩定、極易摩擦起火的狀態。」[20]
美國好心輸出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卻換來全球範圍內反美主義的激化，美國成為眾矢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是其表現之一。美國是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還擁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軍事、政治和文化實力，所有這些都激起許多地區對美國的深深怨恨。但僅僅用「嫉妒」的心理分析法，不足以解釋「反美主義」何以產生及坐大。
全球化背後的意識形態是世界主義，世界主義主導美國政策方向長達七十年之久。然而，世界主義現在的樣貌與二戰後剛萌芽時截然不同——當年的世界主義更加成功，當時世界主義尚未被私人利益吹捧成理想目標，還沒有腐化成現在的樣貌。近幾十年來，愈來愈多美國政策轉移到服務非官方的私人議題上。一般來說，非官方議題兩種類型：一種是財務，專門為個人積累財富並為企業謀利；另一種是政策，尋求國家內部主要政黨與派系的意識形態目標。[21]
進入二十一世紀，誰是全球化的真正獲益者？有人說，國際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可造福所有人，但這種說法無法讓人信服。就連支持全球化的學者史蒂芬·金恩（Stephen D. King）也承認，全球化確實導致多數公司不願在美國國內投資，美國勞工收入減少。以美國經濟而論，從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一五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總體生活水準評量）幾乎翻了一倍。然而，總體收益的分配卻極不平均，富人囊括大部分經濟收益。多年來，除了前百分之二十的收入賺取者，其他人的收入基本沒有增加。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七年，美國中等收入人口（中產階級）的平均債務收入比從百分之一百上升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七。[22]
在全球化中獲利的，多半是美國東西兩岸大城市的菁英階層：華爾街、硅谷新科技巨頭、大學、媒體、好萊塢……對他們來說，全球化是一場「正面我贏，反面你輸；無論正反，我都會贏」的遊戲。而對於中部和南部的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而言，則是非虛構著作《絕望者之歌》和電視劇《美國鐵鏽》中描述的美國腹地的城鎮和鄉村毫無希望的悲慘未來。
二〇〇八年總統競選期間，代表在全球化中獲益的左派菁英的歐巴馬曾私下裡表示，「鐵鏽地帶」的選民「充滿憤怒和仇恨，他們執著於槍支、宗教或對非同類的厭惡」，他們是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全球化的失敗者，這些地方流失的工作機會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對此，就連自由派評論家亞歷山德拉都指出，這種「離地」的自由派菁英的傲慢與自義不得人心：「這句話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出自歐巴馬之口，而是很多聽眾認為他只不過是說出了自由派的真實想法。……自由主義者被困在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中。他們在利用自己在美國文化中的地位說教、批評、蔑視別人時，把更多的人推向了與自己對立的聯盟，自由主義者愈來愈傾向於認為，那個聯盟應該受到譴責。這只會證明他們對其他美國人懷著最糟糕的偏見。」[23]
與此同時，將歐巴馬和希拉蕊看作是建制派、假左派且自以為是真左派的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卻清醒地意識到全球化對美國自身的傷害：「我們要搞清楚。全球經濟並沒有造福美國與全球的多數人。這是一種經濟菁英替彼此打造的經濟模式。我們要徹底改變這一切。」他要得到工農大眾的選票，就必須附和他們對全球化的不滿。有趣的是，如果將這句話中的「全球的多數人」（左派總是心懷全人類）刪去，這句話仿佛出自川普之口。
桑德斯和川普都看到全球化掏空美國的事實，但提出的解決方案卻背道而馳。桑德斯沒有解決方案，他的高稅收和福利國家的政策不可能逆轉全球化潮流，不能讓工廠和工作機會回到美國，反而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川普的解決方式是重振美國製造業和重新與各國簽署貿易協定，如此不僅能讓美國再度偉大，也能營造真正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
川普在「整頓全球化」高度上提出若干政見，大都在其任內實現。比如，「我們要為刻苦勤奮的美國人創造幾百萬個好工作。美國因為過去幾個爛到不行的貿易協議，從一九九七年到二〇一六年，少了超過五百萬個工作。這些工作機會一定會回到美國本土。」再比如，「我們必須在南邊的國境蓋一道圍墻……但我們必須阻斷非法移民人潮。」[24]
川普深知，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美國打造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最大的破壞者；而美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損者，是一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冤大頭。他發誓要改變這種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狀況。川普主義並非主流媒體妖魔化的「孤立主義」，台灣經濟學家吳惠林指出：「川普只是要扭轉當前『假全球化』，逼迫利用全球化謀『私利』卻戕害全人類的中現出原形；他以美國總統雷根的『公平貿易』政策，讓中共的威逼利誘手段和『不誠信』、『鬥爭』本質曝光，再重新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國際間分工合作』新秩序，從頭再向『世界大同』大道邁進，讓全人類的生活福祉提升，使亞當·斯密一七七六年的經典《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再現人間！」[25]
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是「去民主化」或「民主化缺席」的全球化。作為全球化的領頭羊，美國沒有功成名就，反倒傷痕累累。政治學者吳國光發現，在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係被重構，民主不但沒有能力制約資本主義，反而被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文化和思想的影響而削弱到逐漸功能失效的地步。「民主作為一種價值、一種公眾問責制度、一種有效治理方式，都遭到了嚴重的甚至根本性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正是來自於作為一套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和它的各種政治經濟後果。」
美國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傷害，不單單是貿易不公平，製造業外移和工作機會喪失，這些都是只是「外傷」。更嚴重的是「內傷」。吳國光指出，在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社會，全球化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的快速過程，更帶來許多變數，比如全球移民，「這讓社會、族群、文化和宗教分裂大幅加深，甚至達到身份認同困惑且紊亂的程度」，「文明的這種全球衝突不可避免地通過全球移民及其它全球化因素而內在化到了美國這樣的成熟民主社會中，並形成了國內分裂」。
與在全球化中受損的美國相反，搭上全球化順風車的中國，通過洗腦宣傳成功地讓十四億中國人相信「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優的發展模式，而西方已衰落——「中國抗疫成功、西方抗疫失敗」就是一個最新的神話。今天人手一部智慧型手機、享受「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共享單車」等「新四大發明」的中國人，某種程度上卻比閉關鎖國的毛時代時代還要愚昧與狂妄。中國人在信息的攫取上處於一種弔詭的情形中：一方面，全球信息革命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外部信息，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制度和技術上仍處在專制政府所實行的信息管制和監控之下。在「前全球化」的毛時代，他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但在「部分全球化」的今天，他們以為自己現在很瞭解這個世界，不知道自己並不知道真相——即便中國政府不懲罰翻墻的行為，大部分中國人也沒有翻墻尋找真相的願望，這才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中國抗疫真的成功了嗎？或者換一個思路，為了這種所謂的「成功」，中國人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最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國人表示，他們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這一追問，推而廣之就是：「中國藥方」是全球化的救心丸嗎？吳國光的回答是：
「發展主義」作為中國的治理術和治國權術，極大地助力了對公共表達和公共參與的打壓，從而大幅削弱了中國解決現有問題的能力。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建基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之上的，它不過就是從全球化的大隱患中獲得了益處。換言之，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代表了資本主義全球勝利所能成就的，而中國發展的巨大負面後果，則典型地彰顯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勝利帶給人類的問題、挑戰和災難。所以，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正是全球資本主義走入危機的苦果，而不是其解藥；它的政治功效，在於發揚全球資本主義的惡以對抗公共利益。[26]
中國的挑戰不僅僅在大洋的另一邊，中國的挑戰早已進軍美國、侵門踏戶，比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和恐怖分子發動九一一襲擊還要可怕：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校園召集黨支部會議，孔子學院破壞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中國使領館如臂使指控制華人社群，美國頂級學者爭先恐後加入中國的千人計畫，美國跨國公司的巨頭們因垂涎中國市場而對中共卑躬屈膝……美國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若重回「孤立主義」狀態，美國既不能獨善其身，又不能遏制中國。美國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完成國內十三億人的人心整合和資源整合，再向全世界推廣「中國式全球化」。
香港淪陷之後，台灣會是下一塊多米諾骨牌嗎？
冷戰在三十年前已結束，反恐戰爭也暫告一個段落，但福山所言之「歷史」遠未終結。追求具有普遍性的共產極權主義和「中華天下秩序」的中國，以及在亞非拉多國肆虐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還有滲入西方和美國肌體之內的左派意識形態，三者糾結成仇恨美國、仇恨基督教文明、仇恨自由的文化、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對美國構成史無前例的威脅與挑戰。
中國是美國和西方的首要勁敵。「中華秩序」與「美利堅秩序」的對立與衝突，是不可調和的，是你死我活的。日本裔的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利·哈里斯（Harry Binkley Harris, Jr.）指出，「唯有相信地球是平的」的人才會看不到中國的目標是在東亞乃至全球實現霸權。蓬佩奧也指出，如果美國不能改變中國，美國就會被中國改變。
美國領導自由世界打贏了一戰、二戰、冷戰（冷戰中又有兩場熱戰：韓戰算是達成原有的戰略目標，越戰確實遭遇重大挫敗；還有三次盤旋在大戰邊緣的局部衝突：柏林危機、台海危機和古巴危機）和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成果雖不如預期，但基本遏制住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氾濫），與中國的「新冷戰」已經開局。
毋庸諱言，由於過去三十年的戰略錯誤，「美利堅秩序」已然搖搖欲墜。抱殘守缺不是向先輩致敬的最好方式，新時代呼喚「新賢人」以及「新思維」。在中國「天下帝國主義」肆虐全球的時刻，美國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以之取代聯合國等衰朽的國際組織，堅定地定義善惡、區分敵友、重建同盟、孤立中國，如此才能打贏這場比冷戰更艱巨的「新冷戰」。
新冷戰的最前線在香港和台灣。
中國已然先贏了香港這一局。昔日，英國及英國背後的美國未能聽取香港的民意（不過，那時香港的主流民意亦是傾向「民主回歸」，香港人有濃得化不開的大中華情結，對中國的民主化亦抱有不切實際幻想），容許香港落入中共之魔爪。果不其然，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被中國劣質再殖民，中共一步步蠶食香港百年來建立的法治和自由。
香港局勢惡化，當然不能歸罪於港人失敗的反抗運動，即便港人不反抗，中共亦不會放任香港繼續享有自由和法治。香港局勢惡化，緣於習近平政權在內政上的文革化趨勢和在外交上造成的中美關係惡化。
中共以鐵腕鎮壓香港人的逆權運動，強行通過《國家安全法》，逮捕上萬名民主運動領袖、議員、NGO人士、媒體人、知識菁英及普通抗爭者（數百人遭殺害或在絕望中自殺），剿滅《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媒體，六四之後存在三十二年支聯會以及數十個民間組織和政黨被迫解散，公共圖書館下架了包括我的書在內的若干書籍，大學校園移走六四國殤柱等標誌性設施，大幅修改教科書對學生實施洗腦教育……英國移植到香港的以自由和法治為核心的英美秩序被摧毀殆盡。隨著《國安法》的實施，一年之中超過十萬港人移民他國，民調顯示有超過百萬港人考慮離開這座失治之城。中共的黑手將香港緊緊握在手中，用力之猛，不惜魚死網破、不惜殺雞取卵。
香港的抗爭運動被視為全球抵抗中國專制政體擴張的橋頭堡，「香港的抗爭並不是單純為了自保香港一城的自由，而是代表全世界的文明社會抵抗極權擴張」。香港的抗爭者前往美國領事館請願，有不少人揮舞美國國旗，以此爭取美國的支持。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霍利在呼籲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指出：「有時在歷史的進程中，一個城市的命運可以定義整個世代的挑戰。五十年前是柏林，今天這城市是香港。」[27]
然而，美國和西方國家並未給予香港的民主運動以足夠的支持。這個回合，美國只是被動做出反應，在經濟上制裁香港及北京的部分高官、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稅區地位，這些措施未能對中共傷筋動骨。
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香港淪陷，香港何時光復，不得而知。這是美國和西方在「新冷戰」中遭遇的最大挫敗——其象征意義遠大於俄國吞併克里米亞。
中共將香港「內地化」之後，必然將魔爪伸向台灣。在未來數年、數十年間，台灣將成為自由與奴役兩種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決戰的關鍵戰場。
香港的沉淪讓台灣產生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台灣人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並願意與香港形成「命運共同體」。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台灣人發起的聲援香港的「全球反極權」遊行，發展成全球二十四個國家六十多個城市的大遊行。香港人血的教訓讓「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在台灣不再有市場，作為共產黨「隨附組織」的國民黨和其他親共勢力、組織、人物均遭到大多數台灣民眾之唾棄，國民黨的支持率下降到不足兩成，台灣居民中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只剩一成。
二〇二〇年，蔡英文連任總統後，將台灣定位為區域內守衛民主自由、抵抗中國專制力量擴張的重要堡壘。與此同時，中共對台灣已非「吊燈裡的巨蟒」，而是「盤踞在桌子上的巨蟒」。台灣學者沈伯洋指出，中共最主要的目的是併吞台灣，因此希望台灣愈亂愈好。中共無法像對付香港民主運動那樣在台灣實施直接統治，遂用資訊戰的方式，以傾國之力（結合國安部、統戰部、國台辦、解放軍及共青團五大力量）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台灣已進入准戰爭狀態。
中共在每一個國際外交場所封堵台灣，奪走台灣所剩無幾的邦交國，軍機無一日不騷擾台灣領空。據智庫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報告，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防專家進行戰爭推演，以中國軍隊擊敗五百名台灣駐軍、拿下台灣在南海控制的東沙群島為開頭，這種有限度的小型入侵可能是拿下其他台灣外島或是進攻台灣本島的明顯前兆。一旦中國拿下台灣的某一座外島，對美國而言，這就是一場超級強權之間的全面戰爭，基本沒有沒有其他選項。
即便在中國的恐嚇下，台灣依然抗疫成功，經濟增長強勁，民眾自信心和幸福感大幅攀升。資深媒體人鄒景文指出：台灣堅持並致力民主進程的努力，在亞洲，特別是東方社群，所開創的價值體系，已經直接顛覆了「中國發展道路」與「中國制度模式」的煽惑謊言，台灣的自助，成為區隔獨裁暴政的中國的主動力量。[28]
台灣的民主軟實力不容忽視，台灣國民和軍隊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也不容忽視。台灣國防部在送達立法院的報告中指出，台灣不與中共軍備競賽，亦不尋求軍事對抗，但面對中共武力威脅，必將竭盡全力捍衛國家主權，絕不會在脅迫下屈服退讓。
美國和西方未能像當年捍衛西柏林那樣，調動一切資源來保護香港。香港一役，自由世界失敗了。但在下一個戰場，美國和西方能否有足夠的民意支持、能否有足夠的決心和勇氣幫助台灣對抗中國的武力攻擊？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台灣雖小，卻牽動全球戰略力量的變局。美國不可能坐視台灣成為多米諾骨牌的下一塊。台灣不是越南，更不是阿富汗。一旦台灣有失，美國失去的將不僅僅是在印太地區的領袖地位，更是「美利堅秩序」在亞洲乃至全球的終結。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國獨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公布最新民調顯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有超過半數美國人贊成美軍協防台灣，近七成受訪者支持台灣獨立。其中，贊成派遣美軍防禦台灣的共和黨人高達百分之六十，民主黨人為百分之五十。美國的盟國大都持相似立場。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指出，台海局勢緊張，若中國以武力犯台，澳大利亞將會與結盟七十年的美國共同進退。
台海若發生戰爭，美國的勝算比中國大得多。美國擁有遍佈全球的正式同盟關係網絡，僅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印太戰略框架下，就有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印度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及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組成的軍事聯盟AUKUS。美國更有一套以參與、開放、民主和人權為基礎的基本價值，對世界各地的人——通常也包括不友好國家或甚至敵國的公民——構成極大吸引力。香港人在抗議活動中高舉星條旗，對共產專制忍無可忍的古巴民眾也在數十個城市舉起星條旗。國際戰略學者約翰·伊肯貝利（John G. Ikenberry）指出，以美國為中心的秩序是一種自由化的國際秩序，不同於兩千年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舊秩序，「它不只是集合自由民主國家，而是互相協助的國際社會——一種提供會員經濟和政治進步工具的全球政治俱樂部」。
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美國秩序不會終結，只會去左存右、去偽存真，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美國最強大的不是軍隊和武器，而是價值觀，美國的自由價值是世界和平的「壓倉物」。《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一書的作者查理斯·克勞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指出：在美國，自由是一種上帝賦予的道德價值觀，美國必須為自由而戰。美國的最高主權是服務於某種價值觀的權力。就國內言，美國人所堅持的價值觀是不言自明的善。美國人走到國外，便傳播它們。美軍在二戰結束時駐留在歐洲的部隊，標誌著自由的、自治的社會的界限。美國部隊身後的每寸土地都屬於自由民主，而蘇聯軍隊身後的土地的性質與之相反。在自由民主尚未全部實現的其他地方，美國促成的或支持的邊界——朝鮮的三八線、台灣海峽和柬泰邊界——區分了多一些和少一些的自由。當初，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衝突並非只是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盲目鬥爭，而是一場「具有道德意義和目的」的鬥爭。如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也是如此。
美國要贏得這一場建國以來對抗人口最多的敵國的戰鬥，除了重建清教秩序、恢復公民美德、提振經濟實力、凝聚民主共識、聯合更多盟友、最終向上帝尋求幫助，別無他法。美國必須回到其建國根基之上，持守「美國秩序」和「美國信念」。這最後一戰，如同《魔戒》和《冰與火之歌》中的場景，將在陸地、海洋和天空中展開，也將在書齋、頭腦和心靈中展開。
中國自以為靠著極權控制獲得高績效，在抗疫競爭中已遙遙領先。中國發佈民主白皮書，自稱民主國家，並嘲諷美國「自身民主劣跡斑斑，國內治理一團糟」。習近平之躊躇滿志，宛如當年橫掃歐洲的希特勒。中國的極權模式（或「中國式的民主」）真的能勝過美國的民主自由嗎？
當年，在歐洲大陸一路勢如破竹的納粹的軍隊，最終被新發於硎的美軍打敗了。二戰史專家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E. Ambrose）如此對比諾曼底登陸之戰中美軍和德軍的表現：德軍在戰術上和戰略上的錯誤都非常嚴重，但他們最大的錯誤是政治錯誤，他們受制於絕對服從希特勒一個人的極權體制，前線將領害怕率先行動，他們寧可等待和執行愚蠢的命令而陷入癱瘓，也不願意承擔責任。那些命令從遙遠的地方傳來，與戰場上的局勢毫不吻合。
相反，美軍從最高指揮官到前線的基層軍官乃至每一個士兵，都活力四射、隨機應變：「與十字軍不同的是，他們不為征服任何領土，不為任何政治野心，只為確保希特勒無法破壞世界上的自由而戰、為民主而戰。……為民主而戰的人，能夠對危機作出迅速的決策與行動；為極權主義而戰的人，做不到這一點。西方民主國家藉此戳穿了納粹宣稱的謊言：『民主國家天生就沒有效率，獨裁國家天生就有效率』，可事實並非如此。」[29]
正在步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後塵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大概不相信這個結論。他們或許想親自驗證一下。
（全文完）
[14]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台北）遠足文化，2019年，頁263-264。
[15] 羅里·梅卡爾夫（Rory Medcalf）：《印太競逐：美中衝突的前線，全球戰略競爭的新熱點》，（台北）商周出版，2020年，頁186-189。
[16] 毛發動文革之後，摧毀了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黨政軍實力派，林彪集團成為最大受益者，一度權傾天下。隨即，作為黨章中規定的「接班人」的林彪與毛澤東發生矛盾。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澤東對林彪採取行動，具體措施是「甩石頭」（指批文件和找人談話）、「摻沙子」（指派紀登奎、張才千等嫡系人馬加入原本由林彪勢力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和「挖牆腳」（改組部門，主要指北京軍區和衛戍區）。毛澤東施展的「政治冷暴力」，一步步逼迫林彪勢力瓦解，最終釀成林彪出逃、其專機在蒙古「折戳沉沙」（具體經過至今仍是懸案）。
[17] 孟宏偉在巴黎出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期間，定期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過共產黨員的「組織生活」並接受中國駐法大使的指令。他的被捕，中國司法和外交系統秘而不宣，導致其妻子在法國報警。此一事件這凸顯出在國際組織任職的中國官員，仍處於北京當局牢牢控制之下，仍以捍衛共產黨的利益為最高考量。
[18] 《華爾街日報》專題文章<國際組織的「中國化之路」：北京如何逐步擴大國際體系影響力？>，轉引自台灣「風傳媒」網站，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3569?mode=whole。
[19]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 <WHO公布武漢調查初步發現，北京贏得公關勝利>，《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210/wuhan-china-who-covid/zh-hant/。
[20] 蔡美兒（Amy Chua）：《虎媽對全球化的預言》，（台北）五南出版，2017年，頁25。
[21] 丹尼爾·奎恩·密斯（Mills Daniel Quinn）、史蒂芬·羅斯菲爾德（Steven Rosefielde）：《狂妄而務實：川普要什麼？》，（台北）好優文化，2018年，頁247-249。
[22] 史蒂芬·金恩（Stephen D. King）：《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台北）日月文化，2018年，頁157-158。
[23] 亞歷山德拉（Gerard Alexander）:<自由派，你們沒有自以為的那麼聰明>,《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530/liberals-youre-not-as-smart-as-you-think-you-are/zh-hant/。
[24] 唐納·川普：《川普總統》，（台北）時報文化，2017年，頁268。
[25] 吳惠林：<推薦序：「全球化」會成為泡影嗎？>，見史蒂芬·金恩：《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頁10。
[26] 吳國光：《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之後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16。
[27] 馬嶽：《反抗的共同體：二零一九年香港返送中運動》，（台北）左岸文化，2020年，頁206-208。
[28] 鄒景文：<北京何止「助」台>，自由時報，2021年8月4日，
[29] 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E. Ambrose）：《D-DAY諾曼底的巔峰時刻》，（台北）八旗文化，2019年，頁689。
購書鏈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9953?sloc=main
捐款方式：（请注明您的姓名和电邮，以便我们寄送收据）：
1）Zelle: nacr2021@gmail.com
2）PayPal: PayPal.me/NAConservative1
3）支票抬头：NACR 地址：1951 McConnor Blvd, #59169 Schaumburg，IL 60159
敬请订阅:
《北美保守评论 – YouTube新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D6cjPFfBLlQMlSJi6h_6g
《北美保守评论 – Rumble频道》: https://rumble.com/user/NACR2021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时评文章频道：https://t.me/NAconservative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翻译视频频道：https://t.me/VIDEOSBYNACR
《北美保守评论》电报(Telegram)交流群：https://t.me/+92XsKo9C-upmZTRh
《北美保守评论》推特(Twitter)：https://mobile.twitter.com/naconservative9
《北美保守评论》脸 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100052658047986
川普的真相社交（TruthSocial）：https://truthsocial.com/@NA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