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以反越戰為名的美式「文化革命」

    我們痛恨戰爭，但是我們也喜歡它。我們因越南而變得特殊，成為負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戰爭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過頭的想法和行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藉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擲石塊，我們一想到這事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惡感就立馬消失。放火焚燒學校圖書館後，我們對自己說：這事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說戰爭給我們發了許可證，它還讓我們沉湎於道德優越感而不能自拔。——彼得·科利爾（Peter Collier）、戴維·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

一九四五年，二戰期間最慘烈的一場戰鬥在太平洋上的硫磺島打響，美軍付出慘重的代價攻克了這座小小的島嶼。攝影師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為美聯社拍一張名為《硫磺島升旗》的照片。被拍下還不到四十八小時，這張照片就佔據了美國多家報紙的頭版，將原本已厭倦戰爭的美國社會重新點燃希望的火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情懷。

海軍陸戰隊發言人克拉克·卡彭特少校（Clark Carpenter）評論說：「羅斯塔爾的照片所捕捉的，是那場持續了三十六天的戰鬥中的一個瞬間。在那場戰鬥期間，超過六千五百名美國軍人為國捐軀。照片代表了參加那次戰鬥的七萬多名海軍陸戰隊將士、海軍將士、陸軍將士和海岸警衛隊將士。在硫磺島上奮戰過的所有人的付出和犧牲令我們肅然起敬。」^[1]

二○○○年，詹姆士·布拉得利（James Bradley）和朗·鮑威斯（Ron Powers）出版了《父輩的旗幟》一書。布拉得利是其中一名豎旗士兵的兒子，這本書刻畫了這六位平凡小夥子的光榮、心碎和傳奇以及那幅永垂不朽的照片背後的真實故事。

二○○六年，由好萊塢屈指可數的愛國藝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拍攝了由此書改編而成的電影《父輩的旗幟》（Flags of Our Fathers）上映。在電影開頭，一位滿面風霜的老兵說，《硫磺島升旗》這張照片重振了美軍的士氣，讓美國宛如神助般地堅持到勝利的那一刻。與之相反，另一張照片卻讓美國失去了越南戰爭的勝利。

這位二戰老兵提到的另一張照片，名為《西貢的處決》（Saigon Execution），由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拍攝，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被世界各地報章轉載，並獲得一九六九年普利茨最佳新聞照片獎。

當南越西貢警察局長阮隆向一名被俘的越共團長阮文斂頭部開槍時，亞當斯拍攝下一張「子彈在飛」的照片，他不早不晚捕捉到子彈射進人頭之際的那一毫秒。阮隆在處決阮文斂後，走到按下快門的亞當斯面前，沒有制止他拍照，而是對他說：「他殺了我們很多人，還有你們的人。」然後轉身離開。

看到這張照片的人無不震驚，進而對南越和美軍作出否定性評價——阮隆將軍被這張照片定位為一名殘忍的屠夫，他對一個身穿便服、手無寸鐵、雙臂被捆綁在背後的人開槍。這張照片成為殘酷戰亂狀態的象徵，將當時在美國正在形成的一種觀念推向高峰——這是一場無意義且贏不了的戰爭。

然而，照片不會告訴讀者背後的真相：被處決者阮文斂並非平民和善類，他承認自己殺害了三十四名「反革命份子」，大多數為南越政府公務員、警察和軍人的家屬，包括阮隆的一位朋友和部下阮遵中尉及其全家老小六口人。阮文斂的作為跟後來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毫無差別，他沒有資格得到戰俘待遇。南越處決這名殺手，就像美軍獵殺恐怖分子賓拉登一樣，於情于理都沒有錯。

在照片中以屠夫形象出現的阮隆，其實是一位英雄。在北越「新春攻勢」最初七十二小時，阮隆擔當了重要角色。據與阮隆並肩作戰兩年的美軍軍官圖裏奧斯·阿坎波拉（Tullius Acampora）上校所說，是阮隆迅速增派部隊，才阻止了西貢的淪陷。

攝影記者亞當斯最初認為阮隆是一個「冷酷的殺手」，但在跟著後者遊歷整個國家之後，他改變了看法。在越戰進入尾聲、阮隆逃離南越前往美國之後，他們成了朋友。在阮隆抵達時，由於那張照片所帶來的影響，美國移民及歸化局曾想要驅逐他出境。他們試圖找亞當斯出來指證他，亞當斯卻作出了有利於阮的證供。美國國會最終解除了驅逐令，阮隆獲准居留，在華盛頓市郊開了一家餐廳。不過，他最終還是因為過去的事情曝光導致生意不佳，被迫退休。亞當斯回憶，他最後一次去那家餐廳時，發現廁所裡滿是侮辱阮隆的塗鴉。^[2]

一九九八年，阮隆因癌症病逝於美國時，亞當斯滿懷愧疚，他回憶道：「我因為一張一人槍殺另一人的照片而在一九六九年贏得普利茨獎。有兩個人在照片中死去：吃了子彈的人和阮隆將軍。將軍殺死了那個越共；我用相機殺死了將軍。」^[3]

主流媒體不會刊登亞當斯遲到的懺悔。

美國左派幫北越打敗了美軍

艾迪·亞當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更多的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越南戰爭時，刻意傳播錯誤訊息乃至故意說謊，卻從不認錯和道歉。

在激烈的阿比亞山之戰後，《生活》雜誌刊登了兩百四十一名陣亡美軍的照片。配圖文章引用一位士兵寫給家人的信中的話：「你也許讀不到這封信。我草草寫一點。我在山上看到了死亡。」突然之間，美國公眾把死亡與真人面孔聯繫上，人們對戰爭更加反感。

實際上，這兩百四十一名陣亡者中，只有五人是在此次戰役中喪生的。評論家塞繆爾·札菲里指出：「這裡的引用誤導了許多讀到這篇文章的美國人，讓他們誤以為照片上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猛攻阿比亞山時犧牲的。」

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尼克森總統被迫命令駐越司令艾布拉姆斯將軍（Creighton W. Abrams, Jr.），一定要避免「如此大規模戰役」——這一新政策將成為「保護性反應」的一部分。束手束腳、患得患失的戰爭如何打下去？

反戰，在左派媒體眼中，是一項多麼崇高的事業！這些記者、編輯和評論人，打著反戰的旗號，自以為站在正義和真理一邊，自以為是在拯救美國和拯救越南，扭曲真相，肆意造假，攻擊本國的政府和軍隊，為越共鼓吹——今天美國的主流媒體幫助中共的大外宣，是因為他們從中國拿到了天價的廣告費；而當初他們替越共抬轎子，確實是分文不取。

媒體的變臉比川劇的變臉還快：狂熱地支持戰爭的是它們，狂熱地反對戰爭的同樣是它們。在越戰初始階段，竭力主張美國出兵的兩個最強大的鼓吹者是《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華盛頓郵報》寫道：「美國的威信，跟保護越南人民免遭共產主義吞併的努力有莫大的關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紐約時報》聲稱：拯救越南的「代價固然很大，但是讓東南亞被俄國和共產中國所控制，其代價更大」。

隨著戰爭烈度加劇，民間逐漸產生厭戰情緒。主流媒體察言觀色，迅速轉變立場，搖身一變成為反戰先鋒，卻從不曾對此前支持戰爭的論述作出任何解釋——無冕之王是不必向庸眾道歉的。

媒體成功地將這樣的觀念灌輸給受眾：美國在打一場「毫無希望」的戰爭。媒體不僅無視美軍的任何成功，而且往往把越共和北越的受挫描繪成勝利。媒體的誤導，在處理越共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的「春節攻勢」中達到一個頂峰。

那次戰役，南越軍隊和美軍大獲全勝，北越在軍事上慘敗。北越軍事領導人武元甲承認，北越軍隊至少有一百萬人被殲滅，他們陣亡的人數是美軍的二十倍。多年之後，武元甲的助手將北越的損失形容為「災難性的」。曾經在奠邊府戰役中擊敗法國人、功勛卓著的武元甲因戰敗而被免職。

然而，美國民眾在媒體上看到的卻是美國和南越節節敗退的報道，媒體將這次勝利扭曲成美國決定性的失敗，以及越共的重大勝利——其重要性不亞於越共打敗法國人的奠邊府之戰。媒體大肆渲染越共游擊隊對西貢的南越總統府和美國大使館的攻擊，以及越共在順化的戰鬥中暫時取得的優勢。《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皮爾森寫道，美軍被打得「落花流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著名主持人克朗凱特說：「我們陷入了僵局。」專欄作家李普曼聲稱，「北越是不可戰勝的，我一直相信這一點」。

在美國家庭起居室的電視劇上呈現的畫面是美軍的混亂、驚恐和死亡。電視評論家傑克·古爾德（Jack Gould）寫道：「對巨量的電視受眾而言，他們看到的可怕畫面確定無疑地形成了這種印象：越戰的傷痛是慘烈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發表的看似中立的分析是不完整的。」

一九七七年，專家對當初的新聞報道做了詳細研究，揭示出這種顛倒黑白是如何發生的。普利茨獎給關於「春節攻勢」的報道的唯一一個獎，是給報道美萊村屠殺的記者的，而這位記者根本沒有去過越南。美萊村屠殺確實是美軍的一個污點，此事件讓美國民眾從整體上對美國軍隊展開徹底的道德譴責。但人們忘記了，這個暴行是被趕到現場的其他美國軍隊所制止的，而那位製造暴行的小分隊的指揮官在軍事法庭上受到了應有的審判。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美國軍隊也在憲法的制約和監督之下。

長期以來，越戰老兵被媒體妖魔化了。一些出現在著名電視主持人丹·蘭瑟節目中痛斥戰爭的所謂「越戰老兵」，後來被證實根本就沒有參加過戰鬥，甚至從未去過越南。但他們所說的內容符合當時的流行觀念，就足以讓他們出現在電視上誇誇其談，他們所說的內容被更多的新聞、報紙和書籍所引用。實際上，參加越戰的美國士兵多是貧民、農夫、技工、建築工及其後代，參軍是他們改變個人命運和展示愛國心的方式。將數十萬「紅脖子」家庭的士兵派往越南作戰的是華盛頓的政治菁英，而高官顯貴的親兒愛女大都則通過特權運作避免走上戰場——很快，這些就讀於常春藤名校的權貴子弟就站在反戰第一線，以反戰顯示其崇高和正義，居高臨下地羞辱和攻擊越戰士兵——「往好了說是無知愚蠢、拿著槍的建築工人；往壞了說是精神失常，穿著軍裝的變態殺人狂魔」，在他們看來，每個戰士都罪孽深重。

在越戰結束很多年之後，CNN仍然在傳播一個謠言：美國軍隊在越戰中使用神經性賭氣屠殺美國軍人中的逃兵。這個故事的始作俑者是皮特·安奈特，他手頭並無任何第一手之資料證明這個謠言。他還是另一個同樣謬種流傳的謠言的發明者，他聲稱一名美軍軍官說過：「為了拯救一個城鎮，就必須毀滅它。」軍事史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戳穿了他的謊言：「除了阿奈特本人所講之外，沒有任何第二個證據支持它。」但左派從來不在乎證據。

主流媒體在傳播假相的同時，刻意隱瞞真相。南越人民在絕望中反抗共產主義的英勇行動極少被報道，北越和胡志明被描述成民族獨立的奮鬥者——他們的濫殺無辜、他們在土地改革中的暴行，媒體沒有一個字提及。中情局西貢分局局長薩利文在回憶錄中指出，最早從一九六三年起，越共就採用剖腸、分屍手段來進行心理戰。越共的暴行包括在順化殺死三千名平民，許多人是被棍棒打死或活埋的。越共還在達山村用機槍和火焰噴射器殺死數百平民。北越軍折磨美軍戰俘，在河內旅館中為了獲得美國人的「悔罪」進行大量使用酷刑。歷史學者指出，「越共恐怖主義的規模和致命性比起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絕大多數恐怖分子來都有過之無不及」。

在美國知識菁英眼中，美國是地獄，越南是天堂

美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完全被媒體對越南戰爭的負面報道誤導和洗腦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在訪問大學校園時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他在應邀到母校哈佛商學院演講時，遭到抗議學生圍攻，學生們險些將其坐車掀翻。

哈佛校方事後致歉說：「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衝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裡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驚。」麥克納馬拉回信說：「我能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4]身為國防部長，卻被剝奪言論自由，何其荒謬？麥克納馬拉試圖跟左派講理，他沒有看透左派的本質：在左派掌權的世界裡，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就連中情局這樣的核心部門也充斥著反戰情緒。前中情局局長羅伯特·M·蓋茨在回憶錄中承認，在他加入中情局的一九六九年，他與中情局的年輕人們深受國內反越戰運動之影響——仇視戰爭、仇視當權派。他們情緒激烈，很多人都參加過在國家廣場和五角大樓舉行的反戰集會活動。「我參加的唯一一次遊行是在一九七○年五月九日——美國入侵柬埔寨導致了這次大規模遊行。」參加遊行示威是包括中情局員工在內的美國公民的憲法權利，但高亢地參加反政府活動的政府僱員，能在其左派立場與職業生涯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嗎？

美國主流媒體和文化名流在無限醜化本國政府、本國軍隊的同時，為敵人唱起了讚歌。作家、女權主義者、文學評論界的教母式人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專欄文章中說，北越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後來，她在古巴待了三個月，發現古巴「令人震驚的不存在壓迫現象」——實際上，就在她訪問古巴的時候，數萬政治犯被卡斯楚政權處決或虐待致死。她承認古巴「缺乏新聞自由」，但仍然為古巴革命「沒有背叛自身」而喝彩。她認為，因為美國政府在越南施暴，她更要站在古巴一邊，「以此補償美國政府關於古巴的明顯謊言和不實陳述」。左派從來不顧自己的邏輯有多麼混亂，無論如何他們都能自圓其說。

演員簡·方達（Jane Fonda）應邀飛抵河內，受到北越領導人親切接見，在北越高射砲旁擺姿勢照相——此時，美國飛行員正被這樣的高射砲擊落、殺害或囚禁，遭受酷刑。在二戰中，這種為敵宣傳的行為會以叛國罪制裁，簡·方達為所欲為，沒有受到懲罰，表明美國法治已崩壞。^[5]

多年後，當年北越軍隊的高級軍官裴廷在接受訪問時說：「美國人的反戰運動對我們的戰略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從後方得到的支持是完全安全的，然後美國人的後方卻是脆弱的。像簡·方達和美國前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等人對河內的訪問，給予了我們信心。當簡·方達在新聞發佈會上穿著紅色越南服裝，說她為美國在戰爭中的行動感到羞恥、說她會與我們一起抗爭時，我們歡欣鼓舞。」

美國的反戰積極分子全盤接受北越的宣傳——北越說，他們供給美國俘虜的食物要比給自己人的還多，因為「美國人比我們高大」。戰俘邁亞·登頓不能公開說，還是發出一份情報——他根據摩爾斯電碼眨眼睛，送出的情報是令人膽寒的「酷刑」一詞，但沒有媒體願意報道這個事實。賣國賊風光一時，戰俘卻無人問津。

有時，記者的報道還會遭到左派刻意誤讀，連記者本人都無法苟同這種誤讀。戰地記者西德尼·尚伯格在一篇關於順化戰役的報道中，描述了一名三歲的越南小女孩的悲慘遭遇，「她的母親被北越的火箭彈炸死，屍體倒在不遠處。火箭彈炸破又灼傷了她的臉和雙臂，她的兩腿都斷了，但她活了下來」。有人給這個女孩一個橘子，想要使她安靜下來。她雙手緊緊地抓住橘子，卻沒有因此而平靜。「我想回家，」她不斷地哀哭，「我要和媽媽一起回家」。這一幕盡顯戰爭的殘酷。

一名來自緬因州的年輕反戰活動家讀了這篇報道後寫信給作者說，他想幫助文章中寫到的那個三歲孤女，他認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們的政府是戰爭的主要發起者，也是這一個別事件的罪魁禍首」。尚伯格告訴這名左派人士，那位女孩受傷和她母親被害與美軍無關，她們的災難是北越軍隊造成的，是北越軍隊故意向準備南逃的平民開火。^[6]這位反戰活動家的同情心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似乎只有被美軍傷害的平民才值得被救助，被北越軍隊傷害的平民就是活該倒霉。

保守派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指出：美國知識階層在國內製造的輿論，使得在越南戰鬥的美國軍隊不可能繼續下去。美國國內的輿論也使得在美國軍隊撤離之後，南越很難繼續獲得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支持，而北越卻能源源不斷地從蘇聯和中國等共產主義陣營得到援助，如此一來南越被北越擊敗的結果就是必然的了。^[7]

李普曼、杭士基、加爾布雷斯等美國知識菁英提出的越南問題的解決方案是：與越共簽署和平條約。但他們很少關注與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簽訂了各種國際裁軍協議以及其他協議之後，對方是否真的遵守這些協議。尼克森與北越簽署了和平協定，但北越完全不遵守協定，風捲殘雲般地進軍南越。索維爾評論說，那些生活在西方民主體制中的人，那些曾經因為看到平民和士兵中的大量傷亡而基於人道主義理由反對美國參加越南戰爭的人，必須在越共取得勝利後面對這一事實，即戰爭的結束並沒有讓傷亡結束。軍事史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冷峻地指出，那些自詡為同情心豐富的左派知識菁英，卻完全無視越共掌權後數百萬越南普通民眾的悲慘遭遇：「共產主義的勝利給越南帶來了比幾十年前的戰爭還要多得多的死亡以及更為巨大的混亂。大多數的死亡是因為慢性的饑荒、監禁、殺戮。儘管準確的數字仍處於爭議之中，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有超過一百萬人坐船離開，幾十萬人從陸地去了鄰國泰國甚至中國。那些在破爛小船和暴風雨中死去的人的數量，大概在五萬到十萬之間。」

梅勒與杭士基將美國視為法西斯國家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成千上萬的反越戰民眾從美國各地湧向首都華盛頓，在五角大樓門前以最大的陣容集會抗議。他們高舉著「立即撤回軍隊」、「我們不去越南（打仗）」、「完全撤出越南。讓亞洲人管亞洲的事」等標語牌。為了對抗清場的防暴警察，他們用鐵鏈將彼此鎖在一起。在當天被捕的人當中，有一位名叫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著名作家，他對美國的仇恨將貫穿他極具爭議性的一生。

次年，梅勒將這次抗議活動的經歷寫成「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作《夜幕下的大軍》。在書中，作為主人公的中年猶太知識分子「梅勒」，在不同的場合扮演著不同角色：「冥思者」、「畜生」、「存在主義者」、「歷史學家」、「小說家」、「將軍」、「參加者」等，他是一個充滿矛盾、離經叛道的人，這一形象是對一九六○年代美國時代特性的真實寫照和隱喻：一個反叛、混亂、矛盾、階層分裂、理智喪失的時代，一個混合著激進主義、存在主義、和平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時代，一個充溢著嬉皮士精神的時代。此書成為一九六八年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之一，為梅勒帶來了繼他描寫二戰經歷的成名作《裸者與死者》之後的最高榮譽：先後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茨獎。梅勒將反戰運動描述成史詩般的事件時，卻也隱晦地承認，反戰運動的參與者是一些「被寵壞的、享受特權和逃避兵役的孩子」，是「美國資產階級被迷幻劑開光的革命小將」。^[8]

如果說威爾遜、小羅斯福時代的知識分子多半是進步主義者和老左派，那麼梅勒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就邁入了新左派的行列。作為文學家，梅勒對新左派的理論無甚貢獻，卻因為他巨大的社會活動的能量而被譽為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希拉里·米尔斯在为梅勒写的传记中總結了梅勒对新左派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梅勒的激進思想的形成已達十年之久。現在，他要以一個哲學導師、榜樣和積極分子的資格，投身到即將到來的同權力機構的鬥爭。」

從上世紀五○年代到七○年代，梅勒不僅在乖張地表演著自己的「反文化」理念——他努力模仿乃至超越海明威的男子漢氣概，通過酗酒、打架鬥毆、吸毒和家庭暴力來呈現；更試圖在新聞寫作中尋找這種叛逆方式的哲學解釋——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白皮膚的黑人》中，他凸顯美國的種族分歧問題，將嬉皮士定義為戰後的存在主義者，而性高潮則是這些「垮掉的一代」追尋生命意義的最佳途徑。

新左派活躍分子查里·羅賓在談到《白皮膚的黑人》對他本人的啟發時指出：「這篇文章我讀了四、五遍。新左派的一個最大特徵是，白人喜歡並且希望能像黑人那樣。諾曼·梅勒在《白皮膚的黑人》中指出了這一點，認為黑人的感情要比白人的真摯。他是第一個向人們提出這一問題，並讓人們對此深思的人。」早在上中學時就讀了《裸者與死者》的艾比·霍夫曼也說：「若讓我說哪個美國作家寫的文章對我的生活影響最大，那該是梅勒的《白皮膚的黑人》。它從文化的角度重新論述以前涉及過的所有問題（一九五○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詩中所表達的和爵士樂的歌詞所唱的），使它們富有政治意義。」

反戰的青年一代將梅勒看做反體制的先知。新左派運動積極分子傑克·紐菲爾德在一份名叫《鄉音》的報紙上講到：「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梅勒就已告訴人們，這場革命即將到來；當麻木的自由派還在積極為林登·詹森總統撰寫發言稿時，梅勒就已把約翰遜稱為殺人魔王；當新左派在C·賴特·米爾斯的眼睛里還只是一點微弱的光亮時，梅勒就已開始大談黑人、吸大麻、古巴革命、暴力、社會制度……以及頹廢派的問題。」

作為一名被文學成就大大高估的平庸作家（有評論說梅勒是美國文壇的「皇帝的新裝」），梅勒很早就喪失了創作的靈感，為了維持其名聲，他只有不斷激化自己的政治立場。他是三十一名《紐約時報》的廣告上簽字支持「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的著名知識分子之一（其中包括法國哲學家沙特）——這個支持古巴的激進左派組織的成員，包括自稱信奉共產主義的、刺殺甘迺迪的疑兇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梅勒將美國在越南的行動形容為一場血腥的狩獵，正因為美國如此自毀、如此墮落，美軍才會去越南。^[9]然而，他自己一點也不比那些在戰場上殺戮的士兵更和平：當政治立場的激化無法得到媒體的關注時，他上演了一場殺妻秀，他用摺疊小刀刺傷妻子。他一生中有六次失敗的婚姻，受害者阿黛爾（Adele）是他第二任妻子。在刺傷阿黛爾事件之後，梅勒對記者說：「我已經喪失了所有辯解的權力。大家對我的判斷已經是先入為主的偏見了。現在如果我再去立論，說我們這個時代太暴力了，大家就會說，瞧瞧他自己幹的好事，還說別人呢。我自己毀掉了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耶利米的機會。」就連推崇梅勒的《紐約時報》也忍不住諷刺說：「作為兇手，可以這樣把自己也擺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實屬少見。」^[10]

梅勒是一名永遠的憤青，從反越戰到反對伊拉克戰爭，從來沒有閒著。在去世前幾年，他曾在洛杉磯人文研究所發表題為《得到帝國、失去民主？》的演講。他認為，美國人面臨的不祥前景是，美國將會成為一個「超級的香蕉共和國」，軍隊在美國人生活中將變得愈發重要，高貴而美好的民主可能要讓路。「我對人類本質的長期體會——我現在八十歲了——使我相信，實際情況可能是法西斯主義而非民主。」從美國近來各方面的發展趨勢看，美國已經形成了「一種法西斯主義來臨前的氣氛」。然而，梅勒對法西斯的本質缺乏基本的理解——他一生信奉的極左派思想，就是法西斯的孿生兄弟。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晚上，在五角大樓門口跟梅勒一起被捕的，還有一位比梅勒年輕五歲的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杭士基回憶說：「成千上萬的青年包圍了這棟他們認為是——我也認為是——地球上最醜惡的建築。」

與梅勒同樣出生於富裕的美國猶太人家庭，也同樣在早年就拋棄了猶太教-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傳承，杭士基的思想資源全都來自左派的垃圾桶——他在青年時代最喜歡閱讀的刊物有：意第緒語無政府主義期刊《勞動者自由之聲》、左派期刊《政治》、共產主義期刊《生活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列主義團體「美國列寧主義聯盟」的宣傳冊子；他喜歡的作者有：魯道夫·羅克、伯特蘭·羅素、德懷特·麥克唐納、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他一生都自詡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候還會加上「工團主義」的定語——跟墨索里尼的論述一模一樣。難怪杭士基後來要為法國歷史學家羅貝爾·福里松否認納粹大屠殺的論述加油打氣，聯繫到他的猶太人身份，他的這一立場怪異而荒謬，雖然他聲稱其辯護是以捍衛言論自由為基點。社會學家維爾納·科恩在對杭士基的立場進行批評的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仇恨的夥伴：諾姆·杭士基與納粹大屠殺否認論者》的評論，點出了其精神特質就是「仇恨」。

一九六七年，杭士基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包括〈知識分子的責任〉在內的數篇反戰文章，由此一躍成為美國異見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他看不起大多數時候躲在書齋中的馬庫色，他自己常年走上街頭抗爭的第一線。他聲稱，美國的主流媒體被統治階級所壟斷，實際上，從越戰到反恐戰爭，像他這樣的極左派知識分子一直是主流媒體寵兒——儘管杭士基只是專業方向相當能批的語言學家，對政治並不精通，但他在政治議題上發表的見解被媒體無限放大。

新左派的精髓及對「納粹德國式亞美利加」的痛恨，在號稱「我是國家和民族的敵人」的杭士基身上有許多體現。在他看來，六○年代所有大國中，最應受到譴責的是美國，其自由民主政治是一個幌子，自由市場經濟不過是強權的偽裝，其對外政策十足邪惡，「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國家」。^[11]他將美國的策略稱為「帝國大戰略」，甚至將美國定義為「國際頭號恐怖主義國家」。^[12]有趣的是，儘管他辱罵美國用語之惡毒超過了美國的敵國（如中國、伊朗、朝鮮、委內瑞拉），他卻不願離開美國，移居被他讚美的極權國家。他對這一常識心知肚明：只有美國才能確保他的言論自由——「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杭士基不讚同史達林主義，卻支持毛澤東、卡斯楚和格瓦拉（Ernesto Guevara）的「真正的社會革命」。他稱毛的中國是「公正的社會」：「中國是新社會的一個重要樣板，基層出現了各種非常有趣的事物，無疑，集體化和共產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群眾的參與，基於農民達到了一定的認識水平。」他說這段話時，中國在五年前發生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他承認北越殺過地主，但辯解說那是為了鞏固政權所採取的必要措施，「採取恐怖主行動是正當的」。他是最後一個為赤柬大屠殺辯護的西方學者——在柬埔寨，若干大屠殺實施者已受審並定罪，大屠殺紀念館亦對外開放。

杭士基代表美國最敗壞、全然喪失理性和良知的左翼公知。對越戰的研究無可辯駁地表明，美國並非敗在軍事上。從南越撤軍的原因在於國內反戰運動帶來的政治成本太大。導致這種政治成本不斷增大以至美國政府無法承受的首要因素，則是像杭士基這樣的激進知識分子竭力煽動學生反戰。

杭士基及其在媒體和學界的同仁，從未為當初的言行認錯並道歉，他們繼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環境反對美國。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基思·溫德舒特爾指出：

    這位老激進分子的長期政治實踐表明，他整個生涯的一大特色是：對同樣的事物採用雙重標準。

    杭士基自稱是自由論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卻為某些有史以來最獨裁、最殘忍的政權進行辯護。他的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號稱是讓受壓迫的勞苦大眾翻身做主，但他卻將普通大眾視為特權階層和權勢群體的無知玩偶而橫加蔑視。他對知識分子職責的界定是探明真相、揭穿謊言，但他卻通過隱瞞真相和弄虛作假來支持自己心儀的政權。他認為存在著普適的道德原則，但他卻只用以衡量西方自由民主社會，這些原則並不妨礙他為自己心儀的政權開脫罪責。他是一位公開指責官僚的官僚。當人們發現他做出了不負責任的誤判時，他總是拒不認錯。

    如今，杭士基的偽君子行為已經成為一桿標尺，標明他竭力宣揚的左翼激進主義業已墮落到了可悲的程度。^[13]

梅勒和杭士基一生都反美、仇美，比越南人還要反美、仇美——他們不願面對的一個事實是：越戰結束二十五年後，越南雖仍在共產黨統治下，卻向美國拋出橄欖枝，心甘情願地成為美國的候補盟友。二○○○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越南，是越戰結束後第一位訪問越南的美國總統。他受到越南民眾的熱烈歡迎，萬人空巷，盛況空前，人群發出「總統，你好！」的歡呼聲。這些越南新生代對越戰的記憶僅限於教科書上的敘述，對於美國代表的西方文化抱有無限的憧憬。

（未完待續）

[1] 我經常開車經過的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的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這尊塑像的靈感就來自這張照片——六個約十米高的戰士奮力升旗的姿勢，與羅森塔爾捕捉到的姿勢一致。

[2] 詹姆斯·傑弗萊（James Jeffrey）：《「西貢槍決」：越戰著名殺人照作者的喜與痛》，BBC中文網。

[3] 亞當斯在美聯社的圖片編輯哈爾·布埃爾（Hal Buell）後來承認，單一的照片對於敘說完整的故事而言，是有局限的。「艾迪總是被引述說，攝影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布埃爾說，「而攝影本身就是有選擇性的。它孤立地抓住一個單一的瞬間，將它與前因後果割裂，從而可能導致對意義的曲解。」

[4] 麥克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頁262-264。

[5] 美軍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簡·方達的痛恨——即便被左派知識分子視為「落後於時代的奇怪行動」和「病態的仇恨」——簡·方達的照片被貼在軍隊的小便池上（目標處）；通常在熄燈后，海軍會有一個下級軍官大聲喊：「晚安，簡·方達！」大家都回應：「晚安，婊子！」

[6] 西德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戰火之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0-141、頁158。

[7] 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頁294。

[8] 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夜幕下的大軍》，（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年。

[9] 諾曼·梅勒：《我們為什麽在越南》，（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5年。

[10] GRAYDON CARTER：《20世紀最後一個轟轟烈烈的明星作家》，紐約時報中文網。

[11] 杭士基（Avram N. Chomsky）：《誰統治世界？》，（台北）時報文化，2018年。

[12] 杭士基：《海盜與皇帝：美國是國際頭號恐怖主義國家》，（台北）立緒，2015年。

[13] 基思·溫德舒特爾：<偽君子諾姆·喬姆斯基>，見費迪南·布倫蒂埃等：《批判知識分子的批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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