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05-18 21:48

北美保守评论

North American Conservative Review

面对飙升的D和F成绩,学校正在抛弃旧的评分方式

义工

11 月 11, 2021

作者:Paloma Esquivel /《洛杉矶时报》/ 2021.11.08
编译/评论:陆文禾、约瑟 / 2021.11.10
发稿:2021.11.11

(题图:阿罕布拉高中英语教师约书亚·莫雷诺正在努力使成绩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相一致,而不是以行为、最后期限或作业数量为标准。 摄影:Irfan Khan / Los Angeles Times)

几年前,高中老师约书亚·莫雷诺 (Joshua Moreno) 厌倦了他的评分系统,他认为这已经变成了积分游戏。 

有些学生很早就积累了很多积分,到学期结束时,他们知道他们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仍然可以获得 A。其他人 —— 通常是那些放学后不得不工作或照顾家人的学生 —— 会因为未能按期交出他们的家庭作业并且落后太多,而不再尝试努力。 

他说:“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作为一名教师,你会感到沮丧,因为当教师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但是它最终只是一直在谈论分数。” 

这些天来,这位阿罕布拉高中(Alhambra High School)的英语老师完全取消了积分。他不再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而是给他们多次改进论文和课堂作业的机会。目标是根据学生正在学习的内容来评分,并删除对行为、截止日期和他们做成了多少工作的考量。 

莫雷诺所接受的变化是日益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在这个趋势中,教育工作者正在摆脱传统的以分数为导向的评分系统,而旨在缩小种族、民族和经济群体之间的巨大学业差距。瘟疫大流行和学校关闭导致全国各地 D 和 F 成绩令人不安地增加,加上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谋杀后,人们要求检查制度化种族主义在学校中的作用的呼吁,这些因素加速了这一趋势。

洛杉矶联合学区(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和圣地亚哥联合学区(San Dieg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是该州最大的两个学区,共有约66万名学生。最近已经指示教师根据学生在课程中是否学到了对他们的期望来确定学业成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学习习惯和错过交作业的最后期限而惩罚他们。这些政策鼓励教师让学生有机会修改论文或重新参加考试,以证明他们已经达到了学习目标,而不是强制执行严格的截止日期。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首席学术官艾莉森·吉本-塔利(Alison Yoshimoto-Towery)说:“这是在告诉学生: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跌倒了。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从得到的反馈中学习。” 

吉本-塔利和教学部资深执行主任佩德罗·加西亚(Pedro A. Garcia)上个月给校长的一封信说,传统评分经常被用来 “根据学生的种族或阶级来证明和提供不平等的教育机会”。  

他们在信中引用教育评分顾问乔·费尔德曼(Joe Feldman)的话说:“通过继续使用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评分实践,我们无意中延续了成就和机会差距,奖励了我们最有特权的学生并惩罚了那些没有特权的学生。”

在瘟疫大流行迫使学校停课期间,教育工作者为如何在前所未有的教育中断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公平评分的问题而纠结,对变革的迫切需要就变得痛苦地明显。学生面临的一些挑战是瘟疫大流行所独有的。其他的挑战早已存在,而且更加明显。 

突然间,老师们从内部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学生拥挤的家庭条件。他们看到一些青少年尝试在做自己作业时如何在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并见证了电子数字鸿沟的影响,因为互联网接入不稳定的学生难以登录课堂。 

洛杉矶联合学区”A-G 干预和支持” 主管“ 卡罗尔·亚历山大 (Carol Alexander)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全国范围内更凸显关注学生学习环境的不平等趋势,但那些不同的学习环境其实一直存在。” 

费尔德曼是一名前任教师和行政人员,撰写了《为平等而评分》一书,他已经与全国各地重新考虑评分政策的学区合作了多年。在2020-21学年的10月和11月,他突然发现自己接到了来自各个学区 “潮水般涌来” 的电话,因为教师们发布了学年成绩单,并意识到 D 和 F 成绩的数量暴涨。 

费尔德曼说:“我们传统的评分做法一直在伤害我们传统上服务不到位的学生。但现在因为受到伤害的学生人数多了很多,这让人们更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也使人们更加准备好解决这个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具有人口结构的多样性的几个学区正在采取措施修改评分,以实现平等。有一些学区已正式采用了新政策,而另一些则为希望以不同方式评分的教师提供培训和支持。 

去年,以拉丁裔为主的西对抗海岸联合学区(West Contra Cost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发布了一份备忘录,鼓励中学教师给学生五天的宽限期来交作业,并不允许在成绩单中出现零分。 

大部分学生是白人的普莱瑟联合高中学区(Placer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已经指示教师要根据 “学生掌握内容知识的有效证据而不是….可能受教师非显性偏见影响而形成的并不反映学生客观状态的证据” 来评分。

在洛杉矶,学区已开始对教师进行实际培训,包括根据学生是否达到学术标准来评分。但是当面对学校停课期间大量的 D 和 F 时,官员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了政策,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来补课。 

《洛杉矶时报》最近对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评估和成绩数据的分析显示,在停课期间,学生成绩如何显着下降。在大流行之前就存在的黑人/拉丁裔学生与白人/亚裔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竟然扩大到了21个百分点。 

满足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比例也存在显着差距,即学生必须以 C 或更高的成绩完成某些课程。在2018-19学年,约59%的学生符合要求。对于2022届的学生,约有46%的学生有望达到要求 —— 黑人/拉丁裔学生与白人/亚裔学生之间的差距为17个百分点或更多。官员们表示,他们预计在学年结束前会有更多的高年级学生达到要求。 

尽管成绩普遍下降,但教育工作者们表示,这种流行病也表明,给学生额外的机会如何使许多人提高了分数。在2020-21学年秋季,学区指示教师多给学生几周时间补习后,近15,000名学生的成绩得到提高。 

在最近的指导方针中,教师们被指示将最终的学业成绩建立在 “以学习质量而非完成的学习数量所体现的学习水平” 以及对标准的掌握程度的基础上。 

吉本-塔利说:“仅仅因为我今天没有正确回答测试问题,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能力学习并重新参加测试。平等的评分实践符合这样一种理解,即作为人,我们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学习,我们需要多种机会来做到这一点。” 

该学区的指导意见说,学业成绩不应基于出勤率,包括无故缺勤、逾期不交作业、学生是否守规矩或行为不端,这可以反映在不计入学生 GPA 的单独的 “公民身份” 或 “学习习惯” 分数中。 

获得 D 和 F 的学生也应该有机会将此成绩作为 “未完成” 的暂时分数,以便有额外的时间来提高最后分数或重修课程以获得更好的成绩或学分。 

洛斯费利兹(Los Feliz)的约翰马歇尔高中(John Marshall High School)校长加里·加西亚(Gary Garcia)说,多年来,许多教师一直在朝着更平等的评分实践迈进。但从传统评分转变为根据学生是否掌握了标准来评分并不容易。” 

加西亚说:“这是一项太繁重的工作,在瘟疫大流行时期,教师面临挑战很困难。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用按掌握来打分和学习。”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销中学教育系(Departm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t Cal State Fullerton)的助理教授加文·蒂尔尼(Gavin Tierney)向有抱负的教育工作者教授平等评估学生,他同意要求教师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评分方法 —— 这通常是复制他们自己在学校的经历 —— 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支持。 

蒂尔尼说:“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在深层次上进行评估和评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不能只是对老师说,‘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很多时候在试图弄清楚如何上好一节课。” 

在圣地亚哥联合学区,官员们表示,在弗洛伊德之死和瘟疫大流行暴露了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之后,人们呼吁社会正义,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该学区董事会去年夏天宣布:“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重建2020年3月13日之前的系统。相反,我们应该在重新开放时寻求一个更好的系统,一个专注于根除我们社会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系统。” 

与洛杉矶类似,圣地亚哥的变化包括让学生有机会修改作业和重新做测验。该学区领导能力和学习办公室执行董事妮可·德威特(Nicole DeWitt)表示,教师应从学业成绩中去除行为、守时、努力和学习习惯等因素,并将其转移到学生的 “公民” 成绩中,这通常会被计入体育和额外课程资格。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教育政策研究主任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M. Hess)表示,他认为一些变化似乎是明智的 —— 比如让学生有机会重新参加考试。但他对其他的一些变化持怀疑态度,包括从学业成绩中删除截止日期和行为。 

赫斯说:“这里提出的问题当然值得一问。我担心的是,通过将某些做法称为平等的并暗示它们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在创建一个系统时冒的风险是我们同时告诉孩子们可以晚交作业,最后期限并不重要。而且我不认为这会对孩子将来事业成功或当一个好公民有帮助。” 

《你的标记:挑战评分和报告惯例》(On Your Mark: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s of Grading and Reporting)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古斯基(Thomas Guskey)说,美国在评分现代化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例如,在加拿大,学生在学业成绩、参与度、守时和努力方面获得分开不同的成绩是很常见的。这使得每项分数比光凭总分数更有意义,总分数是因教师而异的各种因素的大杂烩。 

古斯基说:“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美国在评分方面更受传统的约束。” 他说,评分改革不是淡化期望,而是为了确保成绩即有意义又公平。 

古斯基说:“我希望我们向优秀致敬。我只是希望它以可辩护的方式实现,而不是实际上让一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对抗。” 

原文链接: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1-11-08/as-ds-and-fs-soar-schools-ditch-inequitable-grade-systems


本刊评论: 

本篇文章两个部分,最后的部分有一些理性的讨论,前一大半令本人着实有匪夷所思之感。 

五十年前我们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教育改革,中学里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以泛泛而谈的《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取代之;大学取消了招生考试,以招收经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取代之,这些 ”大学生“ 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具备,根本不可能接受最基本的高等教育。以至于全国的正规教育整整停顿了十年,毁了一代中国人青春年华,其断崖似的知识结构断裂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要帮助的工人农民的孩子恰恰成为受文化革命祸害最厉害的没有文化,没有竞争力的跨掉的一代。没有想到本文中今天所有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改变评分标准的种种说法,居然全部是中国文化革命中教育改革时对不符合标准的学生的遁词的翻版。

文章借圣地亚哥联合学区左派官员的口说出了加州评分改革的实质:”我们应该在重新开放时寻求一个更好的系统,一个专注于根除我们社会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系统。“ 意思就是说,美国传统的评分系统都是种族主义的,早就应该抛弃了。新冠疫情造成学校停课,而网上课程则使得评分系统的种族主义表现得更加严重。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传统的评分系统是种族主义的证据,也没有人拿出新冠疫情使评分系统的种族主义表现得更加严重的有力证据。文章说到有些贫困家庭的学生因为网络连接不稳定而无法登录学校网站上网课,有些学生在上课的同时还要照顾弟弟妹妹,这些情况当然是可能存在的,但绝对不可能普遍存在。即使存在,这也和种族扯不上关系,又何以能证明评分系统的种族主义呢?

文章说,洛杉矶联合学区和圣地亚哥联合学区 ”最近已经指示教师根据学生在课程中是否学到了对他们的期望来确定学业成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学习习惯和错过交作业的最后期限而惩罚他们。“ 普莱瑟联合高中学区 ”已经指示教师要根据 ’学生掌握内容知识的有效证据而不是….可能受教师非显性偏见影响而形成的并不反映学生客观状态的证据‘ 来评分。“ 那什么是 ”是否学到了对他们的期望“ 呢?什么是 ”学生掌握内容知识的有效证据“ 呢?

美国K-12义务教育的学制是既定的,每个学生应该在规定的学年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并通过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的作业、项目、测验和考试表现出来,所以按时完成作业和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正确地在测验和考试中答题才是真正反映学生 ”是否学到了对他们的期望“ 的 ”学生掌握内容知识的有效证据“。如果说一个学生因为平时很努力,一次考试就答对了80%,而另一个学生平时学习吊儿郎当,经过3次补考才答对了80%,最终评分两个学生都是 B,这样对第一个学生公平吗?凭什么后面那个学生就可以多3次机会,占用更多的学习资源?

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不光是学生普遍因为瘟疫没有好好学习,还有无良的教师为得到D和F之徒鸣冤叫屈,并且说出种种的理论来为学生的努力不够辩护。他们主要的攻击点是评分标准对于家庭有负担的学生和少数民族家庭不利,因此考试和分数对于这些家庭的学生就不平等。

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各种办法降低标准,如对不交作业不予惩罚、对于分数本身淡化、并用与学术无关的标准来代替正常的衡量。正如中国文化革命用家庭出身来代替文化考核一样,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则用家庭的低收入和少数民族身份来淡化和代替直接的考核,用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公平的竞争,且用 “竞争的不公平” 作为理由。这种方式一旦实行,必定会在学生头脑中引起极大的混乱,影响他们毕业就业之后对于公司所制订的标准的遵守。因此这种偏向少数民族的政策最后一定会因为偏爱之而害之。如同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害了工农子弟一样。因为严格而高标准的教育本身就是底层社会摆托恶性循环最佳途径。放弃了高标准对底层最为不利。

更可怕的是,对标准的放弃或降低标准也将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比如,在美国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先经过4年本科的基础知识学习,又经过4年的医学专业学习,掌握了医学的各专业学科的相关内容,再经过几年住院医师的临床训练,经历过无数的考试考核才能获得行医资格的。如果降低标准,那就意味着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交在了一个不合格的医生手中。这是犯罪!做一个飞行员同样要经过各个飞行科目的培训,如果为了照顾某一族裔,废除考核指标,或降低考核标准,那结果必然是机毁人亡。最终没有人敢找那个族裔的医生看病,也没有人敢乘坐那个族裔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收到最大伤害的还是这个被照顾的族裔。 

当然任何时候学生的背景都不会是划一的,对于任何一个标准都会有针对这个标准的特殊阶层和团体而具有优越性,自然也同时会存在在一个标准下不利的社会阶层和团体。只要有标准,这是避免不了的。要消除教育竞争中起始点不平等是徒劳的,因为永远做不到完全平等。其次,只要竞争的标准是公平的,后起者和辛劳者就有机会取胜,人生在人世的地位原来就要自己来争取而不是由施舍而来,才为稳固。而且美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美国面临着和其他国家的竞争。 

人世间的标准到了哪里的确立是以当地的最高权威决定的。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连在一起,今天的标准就只能是世界最高标准。达不到最高标准的都会也应该付出代价。美国的大学标准是好的,但是中小学的标准和表现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各国,现有的美国中小学需要的是提高标准加强训练而不是降低标准。那篇文章的作者提倡的是降低标准,就是要让下一代的美国人大面积、全方位地自愿落后于自他的国家。那是一个卖国的中小学教育纲领。 

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状况,和五十年前的中国文化革命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因此也很难就靠辩论来改正错误。加利福尼亚州的父母必须要明白,加州左派的这种作为是要放弃一个社会对年轻人教育的责任,而任其胡作非为。当一个社会放弃了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培养,家庭就必须勇敢而艰难地承担起这个教育自己子女的责任。当社会和家庭都放弃了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的责任,每一个年轻人必须自己承担起利用社会资源自我教育的责任。

如同五十年前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样,今天美国的极左思潮一定也会过去,只有在极左思潮中保持清新头脑,努力培养自己子女的家庭,才会得到子女最后的尊重。只有在极左思潮中看准方向站稳立场,锲而不舍地提升自己的年轻人,才会在极左思潮退去之时不被后来的年轻人淘汰,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也会是美国今天极左思潮失败后的经验。

令人最为感叹的是:美国极左思潮是以标榜反对种族主义而大张旗鼓的,但是黄种人的中国人在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必认为黄种人的经验不是经验。这些美国的极左分子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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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飙升的D和F成绩,学校正在抛弃旧的评分方式》有一个想法
  1. 美帝教育已经这么极左,这么不堪了,连学生成绩这种客观的差距都要人为“消除”,今后美帝人怎么可能有任何创造力?所以有人说让ZF掌控教育,设立公立学校,本就是违背保守主义原则,违背基督教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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