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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以勒
【编译评论】
2001年9月11日上午，19名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撞毁了纽约市的地标 —— 世贸中心双子塔，以及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部分，造成2977人死亡，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本土受到外国攻击的事件。
两架飞机先后撞击两个塔楼，引发熊熊大火，不久大楼彻底坍塌的画面仿佛仍然就在我们眼前。怎么也想不到，在今年的纽约市长初选中，占有选民人数优势的纽约民主党选民竟然选出了一个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佐兰·马姆达尼成为下届纽约市长候选人。这就好比在南京大屠杀发生24年后，南京人选出了一个秉承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日裔华人担任南京市长。纽约人的健忘，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
我们实际上强烈反对中共75年来实行的仇日宣传，因为经过了民主改造奉行和平宪法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仇恨日本只是中共为了缓解国内百姓对其自身的不满而设置的一个宣泄渠道。但是很显然，没有经历过9/11事件的美国年轻人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在学校里被左翼思想严重洗脑，而马姆达尼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左倾理念完美契合，所以他们把选票投给马姆达尼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今，没有经历过9/11的年轻选民已经占到了全体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的投票趋势已经成了决定美国政治的重要因素。虽然马姆达尼还没有表示出任何支持在纽约允许穆斯林社区实施沙里亚法的意思，但是他一定会制定出一系列亲穆斯林的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他当选，今天的穆斯林反客为主泛滥成灾伦敦就是明天的纽约。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美国的教育体系，彻底抛弃为灌输左翼意识形态而设计“项目研究”体制，恢复以学科标准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体制，让后来的年轻人不再是被民主党人控制的冲锋队。
作者：Kim Ezra Shienbaum /《美国思想者》/ 2025.09.03
编译：约瑟 / 2025.09.03
发稿：2025.09.03
美国已经进入了后千禧一代选民的时代 —— 9/11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接近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对许多人来说，那一天并不是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时刻，而是一个模糊的历史注脚。正如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曾经有争议地描述的那样，那一天仅仅是“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的日子。
这一代人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长大的 —— 他们更多地是受意识形态而不是历史的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进步主义的激进主义不仅被接受，而且被制度化了。学生们在理解他们抗议的是什么之前就被教导去抗议。
因此，当自称反资本主义、直言不讳地支持“让起义全球化”运动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赢得民主党纽约市长初选时，年轻选民并没有感到不安。他的支持者中有63%的人拥有大学学位，这并不是一种边缘信息，而是一种吸引力。
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一代人摆脱了曾经塑造美国身份的国家叙事的束缚的“政治觉醒”。两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 一场是人口统计学的革命，另一场是知识分子的革命 —— 已经改变了大学，进而也改变了选民。
而这两场革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校园左派是如何找到意想不到的新盟友的
2000年至2010年间，在学术界酝酿已久的进步主义运动变得引人注目、声势浩大，而且极具攻击性。像“白人至上”和“制度性种族主义”这样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语汇，曾经是很刺耳的。争论更多地依赖于“生活经验”和“个人真理”，而不是证据。在 DEI（多元-均等-包容）的框架下，诸如“微侵犯”和“系统伤害”之类的语汇使异议几乎不可能存在。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大学积极招收自费的国际学生，其中许多来自中东。他们为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提供资金，但也带来了一种世界观，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色列和西方理想重塑为天生具有压迫性。一个奇怪的联盟随之而来：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自由民主、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
从纪律到教条
与此同时，校园里的知识组织也发生了变化。曾经以学科标准来评判各种观点的传统院系，现在逐渐失去了势力。取而代之的是独立于院系之外的“研究”项目 —— 美国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 —— 其核心是激进主义而非学术研究。
这些项目聘请了意识形态一致的教师，编写了激进主义的课程，并审阅了他们自己的著作以供出版。他们中的许多人晋升到了掌握行政权力的院长、教务长和校长等职位，影响了整个大学的招聘和终身教职的决策。
中东研究尤其受到海湾国家（尤其是卡塔尔）资助的影响。捐赠资金影响着教师任命、研究优先级别，甚至影响了学生的激进主义。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美国校园里的反以色列激进主义活动激增，这通常是由与资金雄厚的网络有关联的外国学生推动的。
像“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这样的基本术语已经被从历史中剥离，变成了攻击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武器。犹太人社区在该地区早于伊斯兰教，或者在那里连续生活了几千年，这个事实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叙事。伊斯兰教自身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帝国的历史，以及它在伊斯兰法律（Dar El Islam）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社会的愿景，都被忽略了。
美国历史在美国研究项目中也经历了类似的颠倒。《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1619年项目》（1619 Project）将美国的建国重新定义为非洲奴隶的到来，而不是《独立宣言》。历史学家们对此表示反对，但这种说法却坚持了下来。像易卜拉欣·X·肯迪（ibrahim X. Kendi）这样的激进人士在教室里发现了热切的听众，他们准备通过不满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国家的过去。
像贵格会教友这样帮助塑造自由理想的宗教异见者被抹去了。奴隶制的全球性质，包括其在非洲的实践，也被遗忘了。英国代价高昂的废除奴隶贸易的举措被置之不理。建国先父们被贬为恶棍。白人男性不再是复杂的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被唾弃的漫画人物。
从校园到市政厅
最初的校园潮流现在已经蔓延到了政坛。后9/11一代意识形态的重塑不仅催生了激进人士，也催生了候选人，不仅催生了抗议活动，也催生了政治纲领。
马姆达尼在纽约的崛起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一个反资本主义、反警察、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起义的世界观正是大学里孕育的课程和联盟的反映。在他身上，校园管道直通市政厅。
趁为时未晚，修复历史
其结果是历史素养的急剧下降。马姆达尼在纽约的崛起和奥马尔·法塔赫（Omar Fateh）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崛起并不是当地的奇闻，而是二十年来校园意识形态培育的必然结果。
9/11后的一代，在怨恨和“道德确信”（编者注）中长大，才刚刚开始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除非我们重新确立我们的制度 —— 恢复基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共同国家故事，否则我们将看到更多的马姆达尼和法塔赫，而不是更少。
补救历史在一个严肃的民主国家曾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可能是必要的。学生们必须了解美国民主的完整历史、它的原则和盟友。如果我们要保持对自身身份的共同认知，公民教育就必须与政治参与保持同步。
唯一的问题是，在美国人准备好面对它之前，这种情况会蔓延到什么程度。
编者注：道德确信（moral certitude），指对某事真相所持有的坚定而确凿的信念，虽未达绝对或逻辑上的确定性，但不留合理怀疑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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