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是回归现实的大战略的蓝图,它可以保护美国的自由免受国内外的威胁。
【编译评论】
在门罗主义诞生200周年的时刻,重新学习这位美国早期睿智的政治家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当前的所处的状态、判断政府各项政策的合理性、在选举中做出正确的选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门罗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管理自己的权利是国际法的一项公理,美国不会充当世界警察,也不会充当国际社会的担保人。世界可以分为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4个区域,一个大国的利益在于不让其他大国进入其周边地区。美国承诺不干涉现有的欧洲殖民地或旧大陆的事务,美国也会将欧洲列强谋求介入美洲事务视为不友好行为。美国“无意将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而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自由、商业和主权。”
然而1904年进步主义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对门罗主义的推论却扭曲了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抛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声称有权对未能坚持文明标准的拉丁美洲国家“行使国际警察权力”,为美国的对外干涉政策奠定了基础。
所以,积极支持对外战争的布什父子、拜登都是罗斯福推论的信徒,而川普总统的 MAGA 理念却是门罗主义的典范。
作者:Casey J. Wheatland /《联邦党人》/ 2023.12.29
编译:约瑟 / 2023.12.31
发稿:2024.01.01
这个月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诞生200周年。如果庆祝(甚至是承认)看上去无声无息,那可能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这一理论背后的原则和大战略知之甚少。
可能几乎没人理解门罗主义,因为它的含义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被扭曲了,尤其是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推论扭曲了。有些人认为,不管是好是坏,这是美国承诺通过武力和外交手段维持国际秩序的开始。但这是不正确的。
门罗主义并不是建立国际秩序的蓝图,甚至也不是美国参与整个西半球事务的蓝图。它表达了道德原则和战略思想,在我们国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这些原则和思想激励着外交事务。它也是回归现实的大战略的蓝图,可以保护美国的自由免受国内外的威胁。
门罗主义的起源
1823年12月2日,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七份年度国情咨文中阐述了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内容。它的主题是西班牙帝国的崩溃和随后拉丁美洲独立国家的崛起。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其他主要政治家认为这是一个将美式共和主义推向国外的机会。
门罗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立场。门罗宣布在西班牙和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
他还承诺不干涉现有的欧洲殖民地或旧大陆的事务,并警告说,欧洲任何重新控制这些共和国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态度的表现”。西半球将是任何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的禁区。
门罗并没有承诺要代表新兴的拉美国家或共和主义发动战争。门罗主义植根于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道德原则,另一个是战略原则。
民族自治的道德原则
首先是国家主权的道德原则。门罗认为,一个国家管理自己的权利是国际法的一项公理。他谈到了美国承认拉丁美洲新共和国独立的“公正原则”,这些共和国将自己提升到与地球上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通过承认这种平等地位,各国之间可以保持和平关系:“只有以正义对待这些国家,我们才能够期待他们以正义来回报。正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憎恨伤害和纠正错误,我们才能避免伤害和错误。”
如果各个国家都愿意尊重其他国家的公民、领土和商业,并准备好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么它们就可以期待和平。门罗与《独立宣言》相呼应,希望正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希腊人“在他们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并恢复他们在世界各国中的平等地位”。
然而,门罗只愿意向希腊革命者提供善意的言辞。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确保自己的主权。门罗宣称:“只有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或严重威胁时,我们才会憎恨伤害,或准备自卫。”
美国不会充当世界警察,也不会充当国际社会的担保人。门罗无意将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而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自由、商业和主权。
门罗主义的核心战略原则是,一个大国的利益在于不让其他大国进入其周边地区。全球不同地区有着独特的战略利益和关切。
门罗总统警告欧洲人说:“任何企图……将他们的制度扩展到这个半球的任何地方”都将被视为“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门罗的半球思想激发了向西移民的活力:美国人渴望到达太平洋,将美洲大陆与未来的欧洲殖民地隔绝开来。
美国建国以来的原则
门罗总统是在阐述一个早已存在的美国大战略。作为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7月4日的著名演讲中已经表达了政府对克制和中立的承诺。
亚当斯赞扬这个年轻的美国“不干涉别国的事务,即使冲突是为了她所坚持的原则……(美国)到国外去不是为了寻找怪物来消灭。她是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只是她自己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美国不能代表外国事务进行干预,即使是正义的事务,因为“美国政策的基本准则会不知不觉地从自由转变为武力”。共和制的政府在国外需要克制。一个在国外寻找怪物来消灭的人很快就会在国内发现一个新的怪物:帝国政府。
亚当斯对克制和远离对外战争的呼吁遵循了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的建议。第一任总统同样警告美国人要远离永久的联盟,避免对任何国家产生永久的依恋或敌意,这可能会掩盖我们的真正利益,使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外国政府的奴仆。
华盛顿说:“我们对待外国的重要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时,尽量减少与他们的政治联系。”
国家建设的一个错误的理由
门罗主义的战略原则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1篇(Federalist No. 11)中主张建立一个由强大海军支持的稳固的宪法联盟,他概述了所谓的“门罗主义原型”。他写道:“世界可能在政治上和地理上被分成四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利益。”
他接着说,欧洲已经成功地将其权力扩展到了其他三个地区 —— 亚洲、非洲和美洲 —— 如果不加以控制,欧洲还会继续这样做。汉密尔顿的解决方案不是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或对欧洲实施制裁,而是创建“一个伟大的美洲体系” —— 一个强大到足以控制大西洋沿岸并抗衡欧洲在该半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联盟。
那么,门罗主义是如何被解释为国家建设和海外干预的理由的呢?正如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所言,1898年标志着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的决定性转折点。为了结束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美国展开了一场道德运动,并在战争结束时树立了帝国野心。
在获得菲律宾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后,美国第一次统治了从未打算获得国家领土。像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这样的进步帝国主义者声称,《独立宣言》中的同意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只适用于文明国家,我们有道德责任为他们的利益“在野蛮和衰老的民族中管理政府”。
今天的干涉主义者可能不会谈论野蛮民族,但现代国家建设沿袭了早期进步帝国主义的精神,认为国家主权的建国原则已经过时。
罗斯福推论
在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进步主义转变中,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1904年向国会发表第四份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他对门罗主义的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罗斯福声称有权对未能坚持文明标准的拉丁美洲国家“行使国际警察权力”。虽然总统声称,我们可以通过处理自己的事务来更好地促进“人类的普遍提升”,但他也谈到了罕见的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武力进行干预,就像我们干预古巴以制止其不可容忍的状况一样”。
虽然罗斯福的信息包含了一些温和和克制的元素,但将其称为门罗主义的必然结果是错误的。更准确的说法是“转变”。罗斯福剥离了该学说的道德核心 —— 国家主权 —— 并赋予美国干涉他国国内政治的新权利。一旦一个共和国有权将自己的文明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它就不再有用来防止自己滑向帝国的道德保障。
罗斯福推论巩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干涉主义转向。从罗斯福推论,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不切实际的呼吁 —— 通过武装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变得“对民主安全” —— 仅一步之遥。从这里出发,再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老布什(George H.W. Bush)的承诺,即动用美国的力量“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他儿子的承诺,即“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的发展,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世界上的暴政”。
门罗主义的教训
我们今天能从门罗主义中学到什么?一些人呼吁援引这一原则来应对中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威胁。毫无疑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让强大的对手远离我们的后院,门罗主义也确实说明了维持我们势力范围的战略需要。
然而,从门罗主义中得到的更有意义的教训是,需要回归国家主权的道德原则。一旦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一原则,他们就忽视了干预的限度。
威尔逊为维护世界民主而发动的战争为一场更加血腥的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和数千名美国人的生命,却未能在中东建立起自由民主。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的干预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迁徙者危机,并再次未能兑现其人道主义承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只是延长了两个东欧寡头之间的残酷战争,并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中国的怀抱。
在过去125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德主义的国际主义一直活跃着,但同时也为外国影响敞开了大门。从1915年英国政府的《布莱斯报告》(Bryce Report)到海湾战争前纳伊拉·萨巴赫(Nayirah Al-Sabah)关于科威特婴儿被从育婴箱中撕扯出来的虚假证词,编造出来的外国政府的暴行,牵动美国的心弦,将其拖入代价高昂的战争。重申国家主权是一项道德原则,从对外冲突中脱身是一项战略需要,这是明智外交政策的必要前提。
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门罗主义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我们自己国家的自由的条件。对国外的干预却为国内的帝国政治奠定了基础。
正如安吉洛·科德维拉(Angelo Codevilla)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机构充当着禁卫军的角色,只要它认为自己的偏好受到威胁,就会颠覆民选官员的意志(进而颠覆人民的意志)。长期介入海外事务为不负责任的机构和官僚提供了预算和政治资本。
出于对文职监督的恐惧,中央情报局(CIA)曾经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了监视。国土安全部的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和国务院的吉姆·杰弗里(Jim Jeffrey)等非民选官员曾暗中扰乱与他们的政策偏好相冲突的总统政策。昆西·亚当斯警告说,我们的执政原则可能会从自由转变为武力,而对拜登政府反对者不断升级的监视、渗透和镇压证明他是对的。
毫无疑问,有人会认为门罗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过时了。然而,在19世纪将美国与她的大国对手隔离开来的海洋,今天仍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我们的舰队和核保护伞阻止了竞争对手威胁我们的领土。无论回归门罗主义那种受限制的地缘政治会带来什么风险,都比不上走出国门寻找怪物并加以摧毁所带来的后果。
本文作者凯西·惠特兰(Casey J. Wheatland)是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他拥有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博士学位,是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前普布利乌斯研究员(Publius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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