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t McKim /《美国思想者》 / 2023.11.11
编译：约瑟 / 2023.11.11
发稿：2023.11.11
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4周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两个国家投降而结束后，停战日成为退伍军人节联邦假日，因为参加过所有战争的所有退伍军人服务和牺牲而纪念他们。
今天，退伍军人经常得到表彰，并受到“谢谢您的服务”的问候。那些越战时期的人意识到，这种尊重的表彰并不总是常态。在那场战争及其后果期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轻蔑的对待，因为我们服役的这场战争不是我们选择或制造的，而是由缺乏顾忌的政治家制造的，他们想得到成为“强硬”的战争领导人的好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履行了我们的职责，大多数人甚至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服务而感到自豪。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国内的酒吧和餐馆里经常被咒骂、被唾弃，而且经常被拒绝服务，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制造了这场战争的首都。然而，与那些没有回家或带着重伤回来的人相比，这种恶劣的待遇真是微不足道。
今天，当人们感谢我们的服务时，许多退伍军人会感到尴尬，甚至有点羞愧，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得到了表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存感激，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穿得正式总比穿得随便好。
我非常感谢有机会与这么多来自美国不同阶层的同舰战友一起服务，并逐渐欣赏他们—— 工人阶级、专业阶层、穷人、富人、中产阶级、黑人、白人、亚洲人、西班牙人。在海军服役的三十多年里，我了解到，与我一起服役的绝大多数人是多么有创新精神、能干和高尚。
我对许多同舰战友都记忆犹新。在逆境中克服挑战的同志情谊中形成了纽带。这些时期也带来了打破紧张关系的不顾一切的轻松时刻。从那以后，这些有益的经历成为我一直积极使用的课程。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性中有比坏事更大的善，尤其是在逆境中。大多数人可以完成比他们想象的更伟大的事业，只要有人不仅相信他们，而且坚持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埋头苦干，完成手头的工作。我们一步一步来。在困难时期，我们和睦相处，并通过搁置分歧而不是加剧分歧来解决问题。
如果您有时间感谢某人的服务，您可以问问他在他的服务中有什么需要感谢的，以及他是否喜欢更多的战争。你会对答案感到惊讶。像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和兴趣可能有助于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理解和团结，在这个国家里，很少有人为之服务和做出贡献，而很多人选择分裂和批评。
在向退伍军人的服务致敬时，您可能会想问问您的被选出来议员，为什么这么多民选的政客和非民选的官僚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服过现役 —— 觉得有必要推动一场遥远的、毫无意义的战争，这而场战争将使双方如此多的好人丧生和致残。我之所以说毫无意义，是因为到最后，本世纪所有的战争和冲突都被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这些错误在惨败后也被忽略了。
在所有的战争中，军人都不想死，但如果他们不得不死，他们希望是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正义事业而死。这些最近的原因没有一个是必要的或好的，没有一个是蒸蒸日上的，然而华盛顿似乎无法阻止自己追求更多的战争。对于那些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种希望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官员和国防知识分子要求更多战争的呼声现在似乎是我们的首选，而不是最后的手段。
对于一个在21世纪一直处于战争或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来说，很奇怪的是只有18%的国会议员曾经在军队服役，这是有史以来最小的比例，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一半。在白宫和白宫西翼，曾经服役者的比例甚至更低。自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 即老布什，美国第41任总统，二战中鱼雷轰炸机飞行员）以来，没有一位总统参加过战争，也没有一位总统在部署、作战的军事军营中服役。法庭上甚至很少有人像最高法院大法官拜伦·“惠兹尔”·怀特（Byron “Whizzer” White）那样曾经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二战所罗门群岛战役中，他是后来海军上将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的海上情报官。
那么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秀、最聪明”的知识精英呢？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毕业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马克斯·布特（Max Boot）、道格·费斯（Doug Feith）、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卡根兄弟（the Kagan brothers）、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肯·波拉克（Ken Pollack）等人，他们都自称是新保守主义战争“专家”。没有一个是退伍军人，他们的后代也没有。更糟糕的是，没有一个人曾为一场胜利的冲突制定过“战略”，也没有一个人参与过任何一场成功的战争，因为他们都不像退伍军人那样了解民众对战争的情绪、敌人的决心、战争的迷雾或摩擦。简而言之，与退伍军人不同，这些领导政客的知识分子缺乏常识，没有“利害关系”。
纵观美国历史，许多军人的情感一直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战斗中牺牲生命，他们希望是为了一些有价值和持久的事情。这才是牺牲的真正含义，但对于没有经验的政客和精英官僚来说，双方的战争损失似乎微不足道。没有做任何补偿或努力避免在未来犯同样的错误 —— 只有更多的战争。“债券之王”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发推文称：“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似乎无法容忍哪怕六个月不卷入我们境外的战争。”
Certain inter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mingly cannot tolerate even six months of not being involved in war outside our borders.
— Jeffrey Gundlach (@TruthGundlach) March 1, 2022
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在审视国家领导机构时表示：“我宁愿把美国政府委托给波士顿电话簿上列出的前400个人，也不愿委托给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留给将军们。” 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尤其是在一个政治上将掌权的时代。
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是，战争应该像其他任何机构一样，留给人民，尤其是退伍军人；在战争中流血最多的总是人民，特别是退伍军人。只要退伍军人的领导人们分担前线军人的风险，退伍军人们就会理解并准备接受苦难的来临。但那些身居要职的人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处于那种境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本文作者帕特·麦金（Pat McKim）毕业于海军学院、海军战争学院和哈佛大学，是一名退休的预备役海军上尉，曾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威尔逊参议员（Heather Wilson，加州共和党人）服务。在商业上，他经营着互联网软件公司。如今，他投资、写作，并正在撰写他的第一本关于五位成为总统的将军的书。
原文链接：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23/11/what_our_veterans_deser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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