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各并没有改变天主教的教义，但他推崇一种道德相对主义，认为神学和教义是可以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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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以勒
【编译评论】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点半在梵蒂冈去世。
方济各教宗是阿根廷人，本名豪尔赫·贝尔格里奥，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非欧洲国家的教宗，更令人侧目的是他不但在出任教宗之前就有着为性侵犯罪者提供庇护的丑恶历史，而且在任教宗后公开表达了左翼进步主义的立场。
他严厉批评资本主义，为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的社会主义辩护。当一些美国保守派将他的经济观点称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时，方济各回应道：“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但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好人，所以我并不感到被冒犯。”
他主张所谓的“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在2020年5月因弗洛伊德事件引发遍布全美延续好几个月的“黑命贵”暴乱时，他公开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说：“我们不能容忍或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排斥视而不见，同时又声称捍卫每个人生命的神圣性。”
当 LGBTQ 浪潮兴起后，他发布了教宗裁决《信任恳求》，违背天主教教义，认可了天主教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在世界天主教会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混乱。
方济各还多次强调，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都有信仰独一的上帝、重视慈悲与和平的共同点。他曾说：“真正的伊斯兰教不是恐怖主义。伊斯兰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 这些言论更是在根本信仰上引发了混乱。基督教（天主教）圣经里启示的上帝跟伊斯兰教的阿拉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话无异于否定基督教信仰与野蛮的伊斯兰教的区别，是十足的淫乱！
另外，他积极推崇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和强制疫苗政策，他本人先后3次接受了新冠疫苗。他还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开放边境的政策并对川普政府遏制非法移民入侵的行动表示不满。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方济各就是一个混进教会的标准的假先知，如果他在临终前仍然没有为他之前犯下的所有违背圣经的罪恶认罪悔改，他的灵魂是不可能进天堂的。
作者：John Daniel Davidson /《联邦党人》/ 2025.04.21
编译：约瑟 / 2025.04.21
发稿：2025.04.21
2013年3月，方济各当选为天主教会第266任教宗，几个月后，他对天主教青年发出了著名的劝诫：“Hagan lio！”——“制造混乱！”十二年后，方济各于复活节星期一早上去世，享年88岁。可以说，方济各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把自己的教宗生涯搞得一团糟，使天主教会陷入困惑和混乱之中。
当他登上圣彼得宝座，成为一千多年来第一位耶稣会的教宗，也是第一位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教宗时，引起了轰动。他摒弃了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华丽，穿着更为简朴的教士服装，拒绝入住教宗府邸，仅称自己为“罗马主教”。看来，他是一位民粹主义的教宗，人民中的一员，他不仅承诺要清除罗马教廷的腐败，还不遗余力地拥抱穷人、被毁容者和受压迫者 —— 并确保人们看到他这样做。
对许多天主教徒来说，他是未被了解的。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大主教豪尔赫·贝尔格里奥（Jorge Bergoglio），方济各的政治立场偏左，具有强烈的反美和反保守主义倾向，这些倾向在后来几年里会逐渐显现。但他在阿根廷也以个人朴素谦逊、教义保守以及与穷人密切合作而闻名。在那个年代，人们有可能想象他能成为一位教宗，将教会中相互交战的派系团结起来，为团结的天主教会开辟一条通往21世纪的道路。
但事与愿违。在方济各就任教宗的初期，就出现了混乱、困惑和分裂的迹象，而这些迹象最终将定义他的教宗生涯。2013年，就连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知道，方济各的过去丑闻缠身，包括试图在阿根廷为性侵犯者提供庇护，使其免受法律制裁。正如梵蒂冈的长期观察家达米安·汤普森（Damian Thompson）所写的，方济各将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罗马，他的“统治更多地是由他的愤怒和酝酿已久的怨恨来塑造，而不是由任何神学议程所决定的”。
没过多久，天主教高层中的自由派改革者们 —— 尤其是那些为教宗选举付出了巨大努力的西欧改革者们 —— 就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教宗方济各是一位出于自身原因，愿意在同性恋、婚姻与离婚以及女性圣职授予等备受争议的道德问题上突破天主教教义界限的教宗。现代主义的自由派改革者们认为，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和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时期不可能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在方济各的领导下或许最终能够实现。
这些变革从未真正实现，但方济各允许将边界推得足够远，以便在一些本应明确，而且根据天主教教义，实际上也应该明确的问题上制造混乱。事实上，方济各真正的遗产并非开放教会，允许同性婚姻、离婚与再婚、女性圣职授予或任何其他重大的教义改革，而是让人们对这些问题产生疑问，这些问题现在必须由未来的教宗来最终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方济各的领导下，天主教会的重大变革似乎总是在进行中，但从未全面到来。方济各一次又一次地一手给予，一手收回。其结果不是教义上的重大改革或变化导致分裂，而是加深了本已处于公开战争边缘的教会的混乱和分裂。
例如，教宗裁决的《信任恳求》（Fiducia Supplicans）似乎认可了天主教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这份文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于 2023 年圣诞节前出现，并立即引发了丑闻，因为它似乎违背了天主教关于婚姻的教义。它还宣布同性伴侣或处于“非正规”关系中的人可以获得“非礼仪性”的祝福，而这一类别在教会法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这引起了混乱。这份文件是由信理部（Dicastery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颁布的，而该部仅两年前还谴责了同性伴侣的概念，这无疑加剧了混乱和愤怒。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混乱。在世界各地沮丧的主教们的质疑声中，梵蒂冈匆忙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称相关祝福的时长不应超过15秒，且不应被理解为对这段关系的认可。此后不久，非洲的主教们或多或少地断然拒绝了《信任恳求》，发表声明称他们“认为非洲不适合祝福同性恋结合或同性伴侣”，并且“非洲教会不会为同性伴侣提供任何祝福”。与此同时，乌克兰和波兰的主教们干脆宣布《信任恳求》不适用于他们，即便像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神父这样的 LGBT 激进司铎们在美国庆祝这份文件。
方济各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大部分时间他都保持沉默，尽管他确实笨拙地表示，非洲主教拒绝为同性夫妇祝福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并且最终似乎在《信任恳求》引发的丑闻中否定了它。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 这是方济各制造的又一次“混乱”，尽管这更多是出于意外而非有意为之。
无论《信任恳求》的重要性如何，它并没有导致天主教教义或实践在天主教同性恋伴侣问题上发生任何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尽管方济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但他从未像保守派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喜欢教会的同性恋游说团体。在《信任恳求》引发轩然大波后不到六个月，方济各本人就两度成为头条新闻，因为有报道称他在与神父和主教私下交谈时使用了“同性恋”（faggotry）一词，同时辩称梵蒂冈存在同性恋文化，神学院必须对招收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有警惕。
整个《信任恳求》事件体现了这位教宗在天主教教义上，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反动的方式挑战既定界限。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关于家庭的主教会议之后，于2016年发表的“宗座劝谕”（Apostolic exhortation）《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似乎为离婚后再婚的天主教徒领受圣体开了一个口子 —— 根据天主教关于婚姻不可拆散的教义，这本是不可能的。
但《爱的喜乐》敦促神父们分别审视每一起离婚和再婚的个案，并对这对夫妇是否可以领圣体进行“辨别”。本质上，它敦促神父们采取灵的牧养的方式来处理本应是板上钉钉的事的教会法应用问题。《爱的喜乐》的辩护者们，尤其是多年来一直推动这一议题的德国自由派主教们，坚称尽管表面上看，《爱的喜乐》维护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但实际上，这则劝谕的全部目的就是为神父和主教们提供绕过这一问题的途径。
与《信任恳求》一样，《爱的喜乐》背后的推动力也是来自西欧日渐萎缩的教会中那些主张自由主义的主教们，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禁止离婚再婚的天主教徒领圣餐是欧洲弥撒出席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只有放宽规则 —— 仿佛天主教高层可以随意改变教义 —— 才能让教会“与时俱进”，并与现代世界对话。 （别忘了，在英法等国，最近新皈依天主教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他们的神学和文化倾向绝大多数都是保守的。）
方济各在某种程度上愿意纵容天主教会中由最无信仰、最现代派的主教们领导的最衰败、最任性、最垂死的派系。这才是理解他真正遗产是什么的关键所在。
他的遗产并非对文化和政治左派所钟爱的问题上对天主教教义进行明确、大胆的变革。相反，方济各推动教会走向一种更接近英国圣公会特色的共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神学和教义是可以协商的，并且取决于具体情况。这相当于对天主教道德教导进行全面的重塑，在这种道德教导中，每个信徒都在“信仰之旅中”，而教会及其领袖的职责就是“陪伴”每个信徒，帮助他们尽其所能地探索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方济各教宗时代的文件和声明充斥着大量学术和治疗术语的原因之一，以至于很难理解其真正的主张。这一切背后那些主张自由化的主教和枢机主教们知道，他们所提议的是与教会过去对罪、悔改和共融的理解决裂。由于他们无法直接提出决裂，他们只能用模糊的措辞和迂回曲折的表述来表达，让信徒们怀疑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
与此同时，方济各教宗会不时地以惊人的激烈言辞抨击参加传统拉丁弥撒的美国天主教徒。然而，对于实际上与罗马教廷分裂的德国新教主教们却几乎不置一词。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主教们干脆拒绝罗马发出的、他们明知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的教令，就像非洲人拒绝《信任恳求》一样。
这种转变的影响巨大的。它无异于对天主教信仰以及普世合一的天主教会的否定。在为离婚再婚的天主教徒提供圣餐的问题上，核心问题是罪及其如何对待罪的问题。无论多少“灵魂牧养陪伴”都无法掩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天主教会不承认离婚，而且民事离婚的天主教徒 —— 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 被禁止领圣体。现代人或许会反对这一点，或许会称之为不公平，但无论教宗怎么说，天主教信仰并不取决于现代人的感受。在方济各之前，一直都是如此。
方济各教宗开启了此前被封闭的问题，并由此造成了分裂和混乱，而这些问题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需要得到最终的澄清和决定。或许这些问题必须由一个旨在清理方济各所制造的混乱的普世教会理事会来解决。但就目前而言，随着天主教会的枢机主教们齐聚罗马，举行秘密会议，选出方济各的继任者的时刻，罗马教廷上空笼罩着一片不确定性，甚至是恐惧的阴云。这才是方济各教宗真正的遗产。
本文作者约翰·丹尼尔·戴维森（John Daniel Davidson）是《联邦党人》的高级编辑。他的作品曾发表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等媒体上。他是《异教美国：基督教的衰落与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Pagan America: the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Dark Age to Com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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