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向大学校长们传达的信息是：改革，不然将失去资助

作者：Christopher F. Rufo, Inez Feltscher Stepman /《城市杂志》/ 2025.02.05
编译：约瑟 / 2025..02.05
发稿：2025..02.06

大学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它们享有巨大的声望和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补贴，尽管它们的成本爆炸性增长，使国家背负着1.7万亿美元的未偿学生债务。

大学配得上他们的地位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大学非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沦为左翼的宣传工厂。近60%的共和党人认为大学对国家有负面影响，只有三分之一的独立人士对高等教育机构有“相当多”的信任。这些趋势线表明，这种幻灭尚未触底。

这是一场危机，也是一个机遇。川普政府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机会。总统和他未来的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任何严肃的高等教育议程的出发点都应该是认清许多大学的实质：放弃追求知识而转向党派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这些学校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其作为知名认证机构的地位的；相反，这些学校的财富和权力都是由美国纳税人慷慨资助的政策决定积累起来的，而它们对纳税人的回报大多是蔑视。这些学校摆出一副地位不可一世的姿态，但它们的商业模式几乎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的慷慨援助。很早以前就应该要求大学以与其独特的财政和文化地位相称的方式行事了。

但改革将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川普政府必须就公民和大学之间的协议重新谈判，将联邦资金限制在三个受欢迎的要求上：第一，学校为解决学生债务危机做出贡献；第二，学校必须遵守联邦民权法和宪法规定的没有肤色歧视的平等标准；第三，学校必须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

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高等教育的肮脏秘密：它已经成为国家创造的一种生物，或者，不那么仁慈地说，是一条寄生虫。毫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的整个商业模式从根本上依赖于联邦资金。

首先，考虑直接拨款。大学每年总共获得超过50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哈佛大学八分之一的年度预算和三分之二的研究经费直接来自联邦政府。同样，华盛顿每年向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拨款9亿美元和8亿美元。其中一些钱被用于如癌症研究等崇高的事业，但大部分都被用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胡言乱语，比如给耶鲁大学的60万美元，被用于研究“移动技术对工作、性别差距和规范的影响”；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70万美元，被用于研究如何根据种族分配新冠疫苗；给康奈尔大学的400万美元，被用于增加医学科学领域的“少数族裔”教员。在一些学校，管理人员得到了最大的份额，他们攫取了高达60%的拨款作为 “间接 ”管理费用，而国会曾经规定的上限仅为8%。

然而，真正给大学带来好处的不是联邦政府的直接补贴，而是联邦政府支持的学生贷款和其他财政援助项目，这些项目每年加起来又形成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补贴债务。这些贷款项目在几十年前由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旨在确保学费不会让有抱负的学生望而却步。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补贴了失控的学费，同时让许多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背上了债务负担。如今，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所占的比例比1970年更低。

大学用这些钱做了什么？他们建造了它们建造了光鲜亮丽的新校区；在人文科系里配备了积极分子；充实他们的捐赠基金；而且还大举招聘行政人员，以至于现在许多学校的每4名学生就有1名非教职员工。（这些行政官员中包括 DEI 官僚机构的人员，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夏天之后，他们扩大了校园内的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就沉重的学生债务负担，其中大部分由纳税人担保，几乎到了拖欠的地步。在新冠疫情暂停偿还债务之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估计，到2023年，40%的学生贷款将出现违约。此后，学生们的经济前景几乎没有改善。

川普政府应该在纳税人被要求救助那些借钱攻读昂贵学位的人之前采取行动。国会应该将法案直接发给那些从商业模式中获益最多的人 —— 大学本身，而不是这种向上的再分配。整个贷款体系应该进行改革，以确保大学也因为参与其中而承担经济风险，而纳税人不再被迫为那些通常无法让学生毕业或提供有价值教育的不合格项目提供担保。

这就需要私有化。几十年前，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提出了一个假说，此后的多项深入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联邦财政援助允许学院和大学提高学费。当政府向市场提供大量贷款时，大学就可以轻松地增加开支，并将风险转嫁给学生，最终转嫁给纳税人了。

相比之下，私人贷款机构会用严格的成本回报公式来评估贷款。大型银行的信贷员会很容易地批准一个合格的申请人，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位，但可能会拒绝一个想要从三流大学获得性别研究学位的申请人。与政府不同，银行不仅会关注机构的价值，还会关注学生申请学习的课程 —— 这迫使学校在成本和质量两方面都要有所保证。

还有其他策略选项可用。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中对大学捐赠基金征收的小额税率目前为1.4%，根据时任参议员杰迪·万斯（J. D. Vance）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提高到35%。至少，川普可以利用这种税收的威胁作为更广泛改革的杠杆 —— 一种“交易的艺术”式的策略，其作用类似于威胁对各个国家征收关税（其中一些国家，比如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政府现在已经付诸实施了）。

这些提议的重点不是惩罚大学，而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

川普政府的第二项任务是迫使大学逐步减少具有歧视性的 DEI 官僚机构，并坚持不分肤色的平等标准。这些机构从政府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就必须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宪法。总统已经启动了这一进程，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对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包括捐赠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学）的非法 DEI 行为进行审查。但是，要迫使大学遵守民权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几十年来，大学一直无视这一义务，以“多元化”的名义，围绕歧视问题制定招生、招聘和晋升政策。但表面上崇高的事业并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政府不应该继续这些做法，而应该执行1964年《民权法案》和最高法院2023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判决书中的明确语言，迫使大学放弃 DEI，转而支持不看肤色的政策。正如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在他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案”的赞同意见书上所写的那样：“种族主义根本无法被不同或更多的种族主义所消除。”最高法院最终正确地裁定，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所做的种族偏好“平衡”是违宪的。作为雇主，大学要遵守更严格的《教育法第七条》（Title VII）标准，该标准不允许在招聘和解雇方面有任何种族偏好的余地，而且与招生不同，大学从来没有专门的时间来实施平权行动。

川普政府有几项手段可以确保合规。它可以采纳一些左翼工具，如民权调查和“亲爱的同事”信件（编者注：指通过概述所需行动背后的细节和理由，鼓励对某一特定法案或问题的支持、共同赞助或反对的正式信函），来迫使大学 DEI 项目发生重大变化。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行政当局可以要求提供按种族分列的学生的 SAT 分数、GPA 和班级排名等内部录取数据，这几乎肯定会显示出许多名校对白人和亚裔申请者的普遍歧视，并为进一步的诉讼打开大门。作为参议员，杰迪·万斯曾提议设立一个“特别监察员”来监督大学招生中的种族歧视，但执行这种监督的工具已经存在于联邦执法机构中。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以提供额外的支持，把大学校长带到相关委员会面前，迫使他们为他们的 DEI 官僚机构和歧视性项目辩护。

行政部门还应该记住，大学不仅从事招生工作，同时也是大型雇主，受非歧视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禁止学校基于种族做出雇佣和解雇的决定。然而，大学却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招聘做法非常公开 —— 使用 DEI 项目、声明和招聘标准，偏袒某些种族。

这一点也可以在适当的压力下改变。教育部和司法部可以宣布对常春藤盟校的歧视性招聘做法进行调查，传唤相关文件，并公开表示 DEI 不符合法律，与川普最近的行政命令相冲突。政府可以通过司法部将不合规的大学置于联邦同意令*之下，或者与教育部长一起暂停或终止对不遵守法律的学校的联邦资助。（*编者注：联邦同意令是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通常是在诉讼中达成的，其中一方同意在不承认有罪或责任的情况下停止某些行动或采取纠正措施，然后该协议由联邦法院批准，本质上是法院强制执行的解决方案，在不进行审判的情况下解决争端；通常用于反托拉斯法、环境法和民权等领域，以确保遵守联邦法规。）

第三，川普政府应该利用行政手段遏制暴力和恐吓形式的校园激进主义。

在2023年秋季和2024年春季，全国各地的大学举办了多轮非法抗议、设立营地和占领活动。主要原因是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后的中东战争，但最好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校园活动人士把矛头对准了以色列，对他们来说，以色列是白人、殖民和西方的代名词；10月7日只是他们长期仇恨的最新煽动事件。这些激进分子使用同样的战术 —— 破坏性的抗议，帐篷营地，阻止异议者发表意见，恐吓政敌，破坏财产 —— 无论什么原因都能上头条新闻。

行政部门可以终止这一剧本中的非法元素。根据法院的解释，《民权法案》第六章要求接受联邦资金的大学确保种族骚扰不会影响任何人上学。高呼反犹太口号的示威者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如果同一名抗议者阻止犹太学生在校园内安全走动或上课，他就触犯了法律。如果一所大学的行政部门参与了这种活动，它也可以被追究责任。川普的白宫应该彻底调查这些示威活动，如果有必要，就从那些未能防止对进步左派不喜欢的群体（最常见的是白人、犹太人和亚裔学生）进行种族骚扰的学校撤回资金。

同样，行政部门还可以利用另一项被忽视的现行法律条款 —— 克莱利法案（Clery Act）—— 对校园里的暴力抗议和其他类似暴徒的行为制定惩罚尺度。该法案要求通常设有私人警察部门的大学在48小时内记录并披露所有犯罪报告。每当一所大学没有做到这一点，联邦政府就可以对其处以高达7万美元的罚款。考虑到近年来校园里成千上万起被忽视的犯罪行为事件，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数目，并迫使学校打击非法抗议。

最后，去年夏天的扎营抗议活动包括许多外国学生，他们是在美国人民的恩惠下来到这里的，并不享受与公民和永久居民同样的权利和保护。​如果大学拒绝提供这些学生的名字，对他们的资助就应该被削减。

同样，这些建议的行动仅仅要求行政部门严格执行现有法律。不遵守这些法律的大学应该被取消联邦资助和学生贷款项目的资格，这将摧毁大学的预算，并确保除了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大学以外，所有大学都改变方向。

总的来说，这一议程将恢复而不是摧毁美国曾经伟大的大学体系。虽然我们支持减少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人数，转而支持职业学校和学徒项目，但美国当然需要精英大学。保守的改革方案不应被误解为反对高等教育的运动。保守派相信高等教育，我们反对的是它的腐败。

美国的大学应该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学生追求真理、参与辩论、为职业做准备、学习公民义务的地方。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要求美国保持其在突破性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

归根结底，大学和其他机构一样：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我们已经看到了政策的微妙变化，包括加州和夏威夷的一个主要认证机构将 DEI 从他们的标准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教育卓越和成功”。虽然这些可能只是表面的姿态，而不是实质性的改变，但这些行动表明，压力往往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的最有力动力。

川普总统应该给大学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改革，要么失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他可以动用一切行政手段来支持这一最后通牒。只要采取一些协调一致的行动，也许有可能使大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最高的目标：追求知识和培养民主公民。

本文作者克里斯托弗·F·鲁福（Christopher F. Rufo）是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特约编辑，著有《美国文化大革命》（Americ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另一位作者伊内兹·费尔切尔·斯特普曼（Inez Feltscher Stepman）是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的高级法律分析师。

原文链接：https://www.city-journal.org/article/higher-education-trump-reform-universities-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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