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跌撞撞走向乌托邦》将美国的债务危机置于一种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远景的道德背景中。
【编译评论】
“禁止禁止”（Forbiden to forbid）—— 禁止权力机构对一切人类活动的禁止行为 —— 这是1968年5月法国巴黎学生起义中提出的口号。
当时法国刚刚进入了第五共和国不久，总统是保守派的戴高乐将军。年轻的学生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过于严格，男权主义，反对同性恋。于是趁着20世纪60年代末是全球动荡不安的时期，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学生首先以改革学校的保守制度为由，向学校发难。由于学生的要求被拒，4天后全巴黎超过2万名大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继而形成了席卷巴黎的学生起义。工人们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
由于戴高乐及时对工人做出了让步，解构了工人与学生的联盟，同时政府对动乱摆出了强硬的姿态，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但是这次运动却对法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出现了一大批诸如约翰·杜威、玛格丽特·桑格、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马尔库塞、汤姆·海登等鼓吹 “禁止禁止” 的精英人士，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基督教价值观，倡导性解放、激进的女权主义、解散军队、接管私营企业、全民医疗保健、关闭监狱等等乌托邦的议程。他们敌视道德约束，敌视家庭，敌视爱国主义，敌视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道德、教育、娱乐、财政的恶化、家庭的解体、宗教的衰落和美国文明的丧失。
扩大政府机构，建立福利国家，导致政府债务飞速飙升正是从那时开始的。2024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仅为4.39万亿美元，支出却高达6.29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并且正在以每秒钟超过5万美元的速度增长，平均每人负债10.48万美元。2024年联邦政府仅用于支付国债的利息就花了8920亿美元，相当于税收总额的20% —— 这样的国民经济是无法持续的。
左派革命为美国社会带来的乌托邦正在将美国推向地狱！
作者：G. Tracy Mehan /《联邦党人》/ 2024.09.24
编译：约瑟 / 2024.09.25
发稿：2024.09.25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的著作《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中，抓住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和社会革命的精髓，这不仅发生在法国，也发生在整个西方世界：
1968年5月，一场席卷了巴黎大部分地区的学生起义，演变成一场普遍的抗议活动，这是一场全欧洲运动的表现形式。学生们占领了索邦大学（Sorbonne），他们用毛派的海报装饰窗户和柱子，他们在拉丁区设置路障，并与警察展开巷战。到处都是涂鸦，表达着抗议者的无政府主义情绪：“这是对禁止的禁止。”
“这是对禁止的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 这个精练的短语概括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各地文化战士的核心信念。矛盾的是，这个短语结合了乌托邦和虚无主义对堕落前世界的憧憬，在一些人的混乱头脑中，这种憧憬免除了个人责任、家庭、社会纽带以及对人类状况的约束和悲剧性的看法。正是这种病态发展及其对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延续至今的影响，成了蒂莫西·戈格莱恩（Timothy S. Goeglein）的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跌跌撞撞走向乌托邦：20世纪60年代如何变成一个国家的噩梦，以及我们如何重振美国梦》（Stumbling Toward Utopia: How the 1960s Turned Into a National Nightmare and How We Can Revive the American Dream）的主题。
戈格莱恩准确地指出1968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把我们带到了 “美国版冷战的开始，在这个时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意识形态、精神上，最终在地理上都可能出现分裂。在很多方面，它从未结束”。 暗杀、越南战争和征兵、种族骚乱、婴儿潮一代的崛起、性解放以及对权威、传统和规范的普遍不信任，都促成了这个时代的到来。
1968年，我还是中西部一所耶稣会大学的大二学生，在短短几年内，这所大学就把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赶出了校园，允许非裔美国篮球运动员在隔离的宿舍里单独活动，允许学生旷课抗议入侵柬埔寨和其他政治正确的原因。至于性和毒品，虽然不像全国其他许多大学那样是强制性的，但已经成为一种必须。
事实上，如果我只能对戈格莱恩对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果的尖锐批评进行一次温和的批评，我会称之为 “踩踏”，而不是“跌跌撞撞”。思想以光速传播，更多的是通过传染而不是话语或说服。戈格莱恩对在那个年代席卷了整个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有毒思想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精湛的描述，像一名优秀的出庭律师一样，他让证据自己说话。
他首先叙述了一个老朋友兼通讯员所在的小镇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衰落历程，然后用几个简明扼要、数据丰富的章节向读者介绍了这关键十年文化解体的各种 “跌跌撞撞”，既有原因，也有结果。它们包括道德、教育、娱乐、财政的恶化、家庭的解体、宗教的衰落和美国文明的丧失。考虑到那些时代给国家文化和政体带来的大屠杀，其影响是惊人的。
蒂莫西·戈格莱恩列出的 “禁止禁止”（forbidden to forbid） 文化罪魁祸首的流氓画廊里，包括了但不限于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进步主义人士，以及1962年《休伦港声明》（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汤姆·海登（Tom Hayden），他是简·方达（Jane Fonda）后来的丈夫，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 SDS）主席，该组织呼吁在美国政治中建立 “新左派”。《休伦港声明》为卡斯特罗（Castro）和苏联辩护，提倡性解放，激进女权主义，解散军队，接管私营企业，全民医疗保健，关闭监狱等等。
名单上还有《激进派规则：“选择目标，冻结它，个性化它，并使它两极分化”》（Rules for radical：“Pick the target, freeze it, personalize it, and polarize it.”）一书的作者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然后是诺尔曼·李尔（Norman Lear），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博士，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马斯特斯（Masters），约翰逊（Johnson）和休·海夫纳（Hugh Hefner）。对道德约束、家庭、爱国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敌意是这些现代性质的象征的共同主题。
戈格莱恩写道：“性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种自私的 ‘一切以我为中心’ 的哲学取代了夫妻双方为维持婚姻所必需的自我牺牲，这种哲学基于个人的 ‘满足’，而不是相互尊重。” “一旦一切都围绕着性，爱和承诺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最具启发性的是戈格莱恩对 “伟大社会” 对职业道德和家庭形成的有害影响的解释，这种影响导致了比以前更多的贫困和痛苦。60年代初，73%的孩子生活在传统的以父亲和母亲领导，从未离婚的双亲家庭里。到1980年，这一比例为61%，到2015年为46%，在贫困和监狱人口方面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报告称，单亲家庭的孩子贫困的可能性是已婚家庭孩子的五倍。这些都是无过错离婚、性解放和 “伟大社会” 创造的福利国家的成果。
戈格莱恩列举了美国受教育程度下降的压倒性统计证据，将其追溯到教育理论家约翰·杜威，他 “自称是人文主义者和 ‘民主社会主义者’ ”，反对基督教，认为它是 “垂死的神话”。阅读、写作和算术排在社会化和集体主义之后。
《跌跌撞撞走向乌托邦》将美国的债务危机置于一种道德背景中，这种道德背景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憧憬。1960年的国家债务为2860亿美元，但到2023年将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福利支出胜过了基础设施和国防。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并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时期达到 “滞胀 ”的顶峰。这是两党的共同现象。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增加福利支出的速度比约翰逊政府快20%。
蒂莫西·戈格莱恩并没有概述任何学术性的政策建议，尽管读者可以从中推断出一些。他确实提出了一种新的 “大觉醒”，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没有使用这个词，但他准确地描述了他的观点，即用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学美德可以治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和被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破坏而变得孤立、孤独和绝望的公民的心灵。从根本上说，他呼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家庭和社区中复兴个人责任和爱。
本文作者吉·特雷西·梅汉三世（G. Tracy Mehan III）是乔治梅森大学斯卡利亚法学院（Scalia Law School, 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兼职教授，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美国环保署水务助理署长。
原文链接：https://thefederalist.com/2024/09/24/how-the-60s-changed-america-for-the-worse/
附：
禁止禁止：1968年5月法国的抗议活动
作者：Pete /《激进茶碗》/ 2022.05.13
编译：约瑟 / 2024.09.25
发稿：2024.09.25
学生抗议如何将法国推向全面革命边缘的故事……
研究激进历史的学生总是以同一个问题告终：为什么总是巴黎？
自18世纪末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无数革命和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从攻占巴士底狱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1968年5月，巴黎再次站出来。
20世纪60年代末是全球动荡不安的时期。
越南人民在抵抗美国入侵的同时，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在发展。
反殖民主义游击队在非洲与葡萄牙帝国进行斗争，而欧洲共产主义集团的公民开始公开反对官僚独裁。
抵抗的气氛蔓延开来，1968年是一切都达到狂热程度的一年。
“布拉格之春”开始于1月5日，紧接着是针对驻越南美军的春节攻势。该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引发了美国各地的种族正义抗议浪潮。
永远不会错过革命的巴黎也起来了。
1968年，法国建立了自1789年以来的第五个共和国，由（非常）老的戴高乐掌舵。他于1959年上台，在20世纪60年代的保守统治遭到了法国学生的不满。
他们想要一个更加自由平等的社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过于严格、男权主义和恐同，年轻人准备反击。
激进的一代法国学生已经准备好反抗这个制度，导火索在1968年5月2日点燃。
5月2日，巴黎南泰尔大学（Paris Nanterre University）的学生因要求改革非常保守和自上而下的大学制度而被校方拒之门外。
四天后，20000名学生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游行。他们遭到警察的残酷袭击，一路上的每一步都被电视摄像机监视着。
戴高乐政府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一群抱怨的孩子。
但在5月13日，也就是54年前的今天，法国最大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声援受害的学生。法国经济进入了关闭模式。
法国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强大传统。随着总罢工的发生，革命的前景真正出现了。
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亲自宣布，被逮捕的学生将被释放。
但这还不够：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而且短期内不会停止。
到5月28日，戴高乐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反对派政治领导人宣布他们准备组建新政府。
5月29日，戴高乐逃离法国。不祥的是，他去了与北约盟国一起驻扎在德国的法国军队总部。总统确认他得到了军方的支持，但支持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天，将近50万工人在巴黎游行，高呼 “再见，戴高乐！”
与此同时，蓬皮杜下令将坦克派往城郊，以防需要 “重新征服”。
但在坦克开进城市之前，形势发生了变化，戴高乐回到了巴黎。5月30日，他宣布举行大选。
与此同时，对法国劳工运动做出了重大让步，破坏了它与学生的联盟。
6月23日，戴高乐主义者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政府又恢复了安全。
和1848年的革命一样，1968年也充满了虚假的曙光。
春节攻势没能把美军赶出越南，苏联的入侵有效地压制了 “布拉格之春”。
与此同时，在巴黎，建立在激进工人和学生联盟基础上的新法国的承诺很快就破灭了。
但有些效果比其他效果更慢。春节攻势可能没有取得成功，但美国入侵越南最终失败了。莫斯科对布拉格之春的否定几乎保证了若干年后苏联的解体。
戴高乐可能再次当选，但五月起义改变了法国的文化和社会。
“六八运动”要求更自由的文化，这就是他们得到的。他们的口号 “禁止禁止” 至今仍在激进派历史的走廊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