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一架阿拉斯加天西航空的 Embraer E175 飞机在接近圣地亚哥国际机场时飞越 5 号州际公路南行方向的车流。(Kevin Carter via Getty Images）

【编译评论】
这篇文章有点长。作者是从索马里的战乱中逃出来的黑人女性。她根据自己在索马里的经历，在西方看到的乱象，结合前苏联克格勃特工尤里·别兹梅诺夫关于共产国家颠覆西方政权的步骤，对美国的现实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剖。值得一读。

其实，去道德化从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嬉皮士、性解放、反战等等都是开始于六十年代。随后从公立学校移除十诫，大肆渲染教会的“丑闻”，同性恋从装可怜到pride。LGBTQ+如今猖獗到逼迫普通孩子自我阉割的程度。

但是，文章中的某些论点值得商榷。其一，作者认为，“当冷战结束，我们宣布胜利时，我们误以为敌人放下了武器，历史已经结束，所以我们放松了警惕。”这个观点比较流行，也有一定的道理。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写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以为民主在全球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这些分析完全忽略了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而且是刚刚用机枪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反腐败运动。我不知道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

所谓冷战的“结束”只是虚假的幻觉。只不过是人们被一个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把更大的敌人迎进家门。在将近3000人死于双子塔被恐怖袭击后还让穆斯林在ground zero建清真寺；在贸易的不对等及从不间断的反美声中，仍继续向对方输送利益，助其壮大。

其二，作者说没有简单的办法区分哪些行动主义是好的或坏的。我猜测，作者不是基督徒，虽然文中提到了上帝。因为根据圣经，这几十年来的颠覆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要求解除种族隔离是对的，因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具有神的形象的有灵的活人，圣经中并没有说某个地域或肤色的人高于或低于其他人。但当民权运动变成“法案”时，就种下了种族（逆）歧视的种子，给一些人以借口来告雇主难以界定的“种族歧视”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在案子中捞到好处，政府中多一些职位）。托马斯·索维尔在”A Personal Odyssey“（p162）就指出：
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通过后的五年里，有更多的黑人进入了专业和其他高级职位——但与法案通过前的五年相比，增加的人数更少。民权组织显然有扩大自身成就的既得利益，他们创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所有黑人的经济进步都要归功于他们，但统计数据根本不支持这种说法，无论媒体如何反复报道。

再比如九十年代对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一些“丑闻“的大肆渲染，明显是冲着反基督教而来的。而我则是因为政治正确不让人说实话，开始与左派分道扬镳的，因为”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言12：22）。

再写下去，评论就太长了，大家还是读文章吧。

作者：Ayaan Hirsi Ali /《自由新闻》/ 2024.06.04
编译：杨林 / 2024.06.05
发稿：2024.06.05

如果看不清面临的威胁我们将会失去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一个非洲人、一个前穆斯林、一个前寻求庇护者和一个移民——会如此恐惧和战栗地看待当今反以色列、反美国抗议者的滑稽行为，请允许我解释一下。

我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9年前，索马里实现了独立。但就在我出生前不到一个月——1969年10月21日，索马里全新武装部队的一名下级成员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那场政变之后的动荡影响了我人生的前二十年。

获得独立的索马里是一个年轻、乐观、充满民族自豪感的社会。我们对增长、政治稳定、繁荣与和平充满希望。但是，我的许多非洲同胞都曾悲惨地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些希望破灭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噩梦。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记录在我年少时的最初记忆中：我们的独裁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的雕像在摩加迪沙各地涌现，雕像两侧是三位黑暗的撒拉弗：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这一特殊的共产主义实验使索马里陷入流血、大饥荒和长达20年的窒息性暴政。我记得祖母和母亲把食物偷偷运进我们家。我还记得窃窃私语：我们觉得国家无所不在。它能听到一切。

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他的朋友们——那些以美国为榜样追求民主的先驱们——也一样入狱，很多人被处决。

在我八岁时，我的家人知道我们需要逃离。我们于1977年离开。到1990年，这个国家陷入内战，从此一蹶不振。

我从未停止过对父亲教导我的那种自由的渴望。22岁那年，我逃到荷兰寻求自由。在那里，后来在美国，我发现了我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

西方的遗产源于各种习惯和风俗的奇特融合，这些习惯和风俗在被打上“思想”的烙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正是这些原则——基本的原则——让我们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宽容、最自由、最繁荣的社会。

这些原则包括法治、自由传统、个人责任、代议制政府制度、容忍差异以及对多元化的承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和这些理念的感召力，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在萌芽阶段就已消亡。

也许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不存在这些原则的地方，所以我对它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它们面临危险时，我也会有一种直觉。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正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扩张主义这两股力量的严重威胁，而我在年轻时就对这两股力量非常熟悉。

有一段时间，许多人拒绝相信有些事情已经出了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民粹主义浪潮只是一时的挫败感。我们每个机构的衰落都被孤立地看待，被认为是领导层选拔不当的问题，可以在下一次选举或换届后得到纠正。人们感到的无望感被解释为迅速摆脱工业化和迎来数字时代的暂时后果。

就这样，就算承认有问题，也是各自不同的问题，他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纠正。

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一点吗？

人们正以不同的方式遭遇着我们当前的危机，但令人信服的解释，却依然遥不可及，更不用说解决方案了。我想起了佛教中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故事说的是，一群从未见过大象的盲人听说有人把一头大象带到了他们的小镇。他们去摸大象，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一个人摸了摸大象的鼻子，觉得它一定像一条大蛇。另一个人摸了摸大象的腿，把它比作一棵树。第三个人抓住大象的尾巴，说感觉就像一根绳子。第四个人按住大象的两侧，大象纹丝不动，他就把大象比作一堵墙。第五个人摸了摸象牙，觉得它像一根矛。

每个盲人都摸过同一头大象，却得出了不同的解释。虽然他们的评价都有道理，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大象的全貌。那些感受到西方社会衰落的人就像这些盲人一样，以各自的方式与大象相遇，并在黄昏的半明半暗中得出解释。

2020年，随着新冠大流行病、政府实施的严厉管制以及乔治·弗洛伊德骚乱等危机的爆发，全方位的崩溃也随之而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沉睡中醒来，表现得就像盲人一样，在预示着时代转折的颤抖（有时是愤怒）中，围绕着各种理论争论不休。

作为盲人中的一员——当然，我也只是看到了大象的一部分——我的看法是，我们是一个被颠覆的社会。我说的颠覆，并不是指少数间谍和破坏分子在进行秘密行动，炸毁桥梁或机场。我指的是我们被颠覆的方式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

在解释谁可能在进行颠覆以及出于什么原因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我所说的颠覆是什么意思。尤里·别兹梅诺夫（Yuri Bezmenov）的描述最为贴切，他说这种形式的颠覆是循序渐进的，但最终会发生转变。

别兹梅诺夫曾是一名克格勃特工，从事对外颠覆活动。1970年，他叛逃到西方国家——希腊，然后是加拿大。他的余生致力于揭露苏联在西方的秘密颠覆机构。

1983年，生活在西方的别兹梅诺夫发表了一篇演讲，阐述了“心理战、颠覆和社会控制”。文章开头写道

颠覆是指违背或推翻既定制度的价值观和原则，企图破坏现有社会秩序及其权力、权威、传统、等级制度和社会规范结构的过程。它涉及推翻或破坏政府或政治制度的系统性企图，通常由内部人员秘密实施。颠覆被用作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工具，因为与公开交战相比，颠覆的风险、成本和难度通常较小。颠覆行为可导致对既定制度或政府的破坏或损害。就意识形态颠覆而言，颠覆的目的是逐步改变一个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观，最终导致破坏其现有制度和信仰。

由于我的背景，我对这种颠覆并不陌生。索马里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苏联颠覆的非洲国家。那些被苏联渗透而扭曲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至今还带着伤疤。

别兹梅诺夫对颠覆性社会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只是一闪而过地感觉到出了问题。这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我相信，这正是我们许多人几年来，甚至十几二十年来所目睹的。

压力让社会像火山一样隆隆作响，前一刻还很平静，下一刻就火光冲天。最后，似乎是突然之间，革命爆发了。

10月8日，西方世界爆发了支持哈马斯——而不是支持被恐怖分子占领的民主——的抗议活动，我看到了革命。当我看到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最近出现的景象——学生们扯下美国国旗，升起巴勒斯坦国旗；或用阿拉伯语高呼“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很难不看到这一漫长进程的成果。当伦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汉堡的街道上周而复始地响起“起义”的呼声，或公开要求在欧洲中心建立哈里发国或伊斯兰教法时，我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它是如何发生的？

别兹梅诺夫将颠覆过程描述为一个复杂的模型，其中有四个连续的阶段，我提供了一个示意图。这四个阶段依次是：败坏道德，破坏稳定、进入危机，最后是正常化。

败坏道德是第一阶段，需要颠覆者投入最多的时间和资源。别兹梅诺夫称，去道德的过程可能需要10到30年，因为这正是教育新一代所需的时间。

败坏道德过程针对社会的三个领域：思想、结构和社会机构。目标机构包括宗教、教育、媒体和文化。在每一个领域，旧的思维方式、旧的英雄人物都会名誉扫地。那些对其深信不疑的人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辨别现实本身的能力。

想想美国年轻人在大多数课堂上遇到的愤世嫉俗和有选择地讲真话的情况吧。你知道杰斐逊拥有奴隶吧？你知道哥伦布杀害了数百万人吗？他们不会提起，是杰斐逊让我们走上了解放之路，也不会告诉你哥伦布对流行病学一无所知。俗话说，学一点东西是很危险的。

一旦进入其中，就很难逃脱文明自我厌恶的漩涡。也许你可以通过成为最大声憎恨白人的白人，或者参加最放荡游行的异性恋者，暂时爬上顶峰。但大多数人都放弃了。

最终的预期结果是，患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自我毁灭的行为和观念。因此，在追求“正义”和“美德”的过程中，一切道德约束都可以被抛弃。

从破坏艺术品到自焚，每天都有伪装成正义行动主义的道德恐慌发作，还有什么能解释这一切呢？随着人的生命不再显得不可侵犯，我们也可以预见安乐死之类的措施会越来越流行，不仅是为了帮助结束临终的痛苦，也是为了结束各种非致残性的苦难。因此，在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法国、爱尔兰和西方其他国家，我们看到“协助死亡”的运动正在加速，这并不令人惊讶。

其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如法治和社会关系。例如，法治方面的败坏道德会破坏我们对法律机构的信任，侵蚀法律权威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把司法系统说成是腐败或不合法的，也可以对执法机制播下不信任的种子。想想因为“系统性种族主义”而“取消警察经费”的运动吧。再比如，上周总统候选人中的呼声最高者因34项明显的政治指控而被定罪。

其结果是，公民对司法失去信心，为难以计数的社会混乱铺平道路，包括法律虚无主义，即人们集体无视法律。

2019年，美国有14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其中大多数显然是出于自卫。然而，在接受民意调查时，大多数自称“非常自由”的美国人估计这一数字为1000或更多。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是1万人或更多。那么，黑命贵暴乱是否令人吃惊呢？

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仅是进步人士的问题。共和党人也会在适合自己的时候妖魔化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机构成员。保守派也正在失去对执法部门的信心，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执法部门对按提法（antifa）组织、“黑命贵”组织和亲哈马斯示威者等团体执法不严。

这种颠覆似乎奏效了，双方都同意：警察和司法系统是双层的，一套是为我制定的，另一套是为你制定的。

第三个领域——别兹梅诺夫称之为“生活”——包括家庭、健康、种族、人口和劳动等核心社会机构。家庭的去道德化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概念。它包括宣扬削弱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的思想，提倡自恋的个人主义而非家庭团结，制造阻碍组建家庭的经济压力，两性之间的争吵，以及用国家取代父母的权威。

因此，一夫多妻制这一倒退的做法被重新包装为多重伴侣。人类创造和养育新生命的自然冲动被那些拿铁咖啡钱稍多一些的“丁克族”嘲笑。更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这（译者按：指生育孩子）是因为气候变化而做出的不负责任和自私的选择。与此同时，父母们却处处被告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应该听从专家的意见。

结果是，不仅个人对家庭这个健康文明的基本单位的依恋减少了，甚至最终脱离了社会本身。我们现在知道，家庭的破裂与精神健康危机的流行和暴力犯罪的爆炸性增长密切相关：85%的美国监狱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

败坏道德的目的是通过抹杀道德底线和利用先前存在的不满情绪，在各个领域逐步削弱健康社会的基础。一个社会过去称之为不正常和病态的东西，颠覆却使之正常化。举例来说，我们的文化对恋童癖者的态度，现在已被改称为“被未成年吸引者”。通过劫持民权运动的遗产和语言，几乎所有“边缘化”群体都有了试图将异常行为“主流化”的工具。想想看，在文明社会中，说一个男人不能变成女人不仅仅是“错误”的。人们认为这是残忍的。残酷到苏格兰人将其定为非法。

令人震惊的是，在败坏道德的过程中，法律通常不会改变——至少一开始不会。颠覆滥用了开放文化的宽容，迫使东道国社会实现其目标，就像病毒附着在宿主身上一样。

别兹梅诺夫认为，在苏联的案例中，成功的颠覆者可以受雇于一所重点大学，教授共产主义课程。当教授、捐赠者和学生们瞠目结舌时，他们就会被贴上古怪或倒退的标签。颠覆者的回答是“你们凭什么决定什么不能教？

与此同时，颠覆者努力灌输更多年轻而易受影响的思想，并为盟友或有用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争取职位。如果你反对，你会被问到：“你反对知识多样性吗？”或者”你反对自由思考吗？这样，持不同意见者就会被压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颠覆者逐渐主宰一个机构时，他们就会施加机构压力。对学术自由、课程设置的限制，以及对招聘程序的改变都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想一想那些强制学术界统一思想的新手段吧：DEI声明，现在已成为全美大学的一项要求。无休止地重复。

即使在颠覆活动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比如2020年骚乱中的破坏和暴力，以及今天许多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中的破坏和暴力，为了某个更大的目标——比如“非殖民化”——而犯下的罪行也被说成是正义的。如今，“非殖民化”这个词已经变得和“社会正义”一样常见。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西洋月刊》的加尔-贝克曼（Gal Beckerman）撰文介绍了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起源及其主要支持者之一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贝克曼写道，法农是“政治暴力的守护神”，他的“概念为大多数人称之为恐怖的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道德理由”。听听法农自己怎么说：“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标题，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新公式，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

当年轻人说“抵抗是正义的”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为应受道德谴责的行为辩护。否则，如何解释在我们最负盛名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会被发现美化哈马斯恐怖分子并公开赞美朝鲜呢？

据我所知，我们正走在败坏道德的路上。纵观过去几年，我们的教育标准下降了，像法农那样的颠覆性内容充斥着媒体和孩子们的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更远。我所说的“更多”甚至包括女童子军：圣路易斯的一个分会正在学习为“起义”欢呼。

大多数小学老师真的想对四年级学生进行种族分层吗？不，我认为他们不喜欢过去的种族主义，并想尽其所能去纠正它。既然大学里的更有学识者告诉他们，多元化、均等和包容（DEI）才是王道，那就这样吧。同样，我也不认为你们当地的高中历史老师想要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他只是被告知要用“1619计划”中的内容来取代对1776年的关注。所以，他要与时俱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们还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任何人都很难提出异议，因为担心会招致颠覆分子——不管他们是否知情——的愤怒。因此，人们随波逐流，低着头，尽量不大惊小怪。

破坏稳定是下一个阶段。这个过程要短得多，需要5个月到两年的时间。随着败坏道德期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发生严重的国内动荡，社会日益陷入瘫痪。民主政治呈现出恶性权力斗争的特征。派系主义占据上风。经济关系恶化和崩溃，谈判基础荡然无存。社会结构崩溃，导致暴民统治。社会转向内向，导致恐惧、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本身的衰落，从而引发危机。

重要的是我们须明白，在这一阶段，颠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推动的。曾经需要颠覆者积极参与的活动，现在已经生根发芽、有机生长。然后，随着癌症的全面显现，社会在一连串滚动的危机中突然破裂。

别兹梅诺夫说，最后，被颠覆的社会进入正常化阶段，这时颠覆政权接管社会，将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法律。到那时，敌人已经完全征服了目标社会——不费一枪一弹。

当然，问题在于谁在进行颠覆。谁在试图颠覆美国和西方？

我再次强调，我只是感觉到了大象的一部分，但我至少可以分辨出三股势力。

第一股：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类人包括老牌共产主义者、红尿布婴儿社会主义者、按提法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许多我们现在称之为觉醒者的人。虽然苏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体，但苏联的世界观找到了熟悉的支持者：美国年轻人和他们的教授。他们不再仅仅通过阶级斗争来推进自己的事业，而是将种族、阶级和反殖民斗争融合在一起。他们现在是文化共产主义；他们通过机构领导颠覆，最终目的是推翻西方。

过去那些雷厉风行的社会主义者（想想可怜的伯尼）似乎真诚地关心工人阶级。也许他们这样做很天真，但至少他们热爱穷人。AOC会吗？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我的前同胞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

第二股势力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是乘着共产党的顺风车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众多触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触角中，有些是公开的宗教组织，如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和穆斯林学生协会（Muslim Students Association），它们几乎在每所美国大学都设有分会。其他组织则戴着世俗的面具，比如所谓的“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些组织变得越来越自信。反以色列的穆斯林候选人最近在英国等国赢得了民选席位，这些国家的伊玛目公开谈论在欧洲重建哈里发国。

第三股势力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传播颠覆活动的最明显途径是其众多的孔子学院。这些机构一直是中国在美国主要学术机构内进行间谍活动的工具。还有TikTok，这是一款由中共控制的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它在向中国儿童展示健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的同时，也对美国儿童造成了严重破坏——使他们极化，并向他们灌输反美宣传。

我相信，弗拉基米尔·普京目前正在通过支持和推动其他三股势力，发动自己的颠覆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他归为某一类的原因。

是什么将这些敌人团结在一起？从表面上看，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点。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同性恋者”的下场。或者中国的穆斯林。我们都知道中共高层对“黑命贵”活动分子的看法。或者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会怎么想。

但他们很聪明地选择了同一个共同敌人：西方。

我并不是说别兹梅诺夫的表述可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它显然没有解决西方的所有问题。但是，一旦我沉浸在他的表述中，我们的体制中许多颠三倒四的事态发展就迎刃而解了。

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人们普遍获得了无用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学位，或者宣称性别的数量是无限的，或者我们的政治话语被完全种族化和“非殖民化”，或者要求削减警费、推倒雕像、玷污艺术品、“自发”抗议以瓦解我们的结构，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现在都将其理解为颠覆行为，而不仅仅是不满情绪的表达或青春活力的肆虐。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行动主义都是颠覆性的。如果没有那些为女权和民权而战的正义行动主义，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如此美好。那么，如何分辨行动主义的好与坏呢？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没有简单的方法。要注意的一点是你的直觉。另一个是你的思想：对招募你加入他们事业的人要有辨别力和怀疑精神。他们的事业是要求宽容你，还是要求强迫你发表言论？你是否被招募去为你一无所知的事业而战？他们的事业是极权主义的、不妥协的，还是美化暴力的？

无论你是否同意我对事件的解释，颠覆是所有开放社会面临的风险。正如别兹梅诺夫所说，颠覆是双向的。封闭的社会对颠覆是免疫的，因为它只是让潜在的颠覆者离开。自由开放的社会不能依靠这种防御。

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够防止颠覆，是因为美国的机构和人民拥有抵御颠覆思想的必要抗体。当你有一个看得见的敌人时，这样做就容易多了。但是，当冷战结束，我们宣布胜利时，我们误以为敌人放下了武器，历史已经结束，所以我们放松了警惕。

奥威尔说过，“要看清眼前的事物，需要不断地奋斗”。现在，每个有眼睛的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能否看清楚，这关系到什么？一切。这关系到我们生活方式的延续。

现在是我们所有盲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了。恢复我们失去的一切将是我们毕生的事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项目吗？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是几本书的作者，包括最近的《猎物：移民、伊斯兰教和妇女权利的侵蚀》。

原文链接：https://www.thefp.com/p/ayaan-hirsi-ali-we-have-been-subverted?triedRedirec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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