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评论】
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于11月30日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现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余茂春先生出席作证，对中国共产党塑造全球信息空间的战略做了概要的分析并回答了该委员会委员们的提问。
余先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话语权”是中共雄心勃勃的国际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称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倡议”，其实质就是中共的虚假宣传和灌输。
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人民的国内宣传运动是直截了当的。它是通过对所有新闻和信息平台的绝对垄断和完全控制、彻底的审查和强制的、系统的灌输来实现的。外部信息被挡在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后面。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更为复杂，利用了西方精英的弱点和易受骗性，以及开放社会的脆弱性，效果也令人不寒而栗。中共大规模的海外宣传运动可以被概括为四大类：虚假信息、俘获精英、强迫自我审查和洗脑。”
“中共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变得更加系统化、复杂和危险地有效。” “灌输总是从信息传播工具的主导地位开始的。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信息来源，数百万中国年轻人被中共洗脑，认为所有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像抖音这样强大的互联网工具在西方的固有危险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对抖音的控制或访问将确保数百万自由的年轻人认为西方民主不如中共的治理模式。” “仅在美国，中共控制的孔子学院及其附属的孔子课堂就已渗透到数百所大学校园和K-12学校。它们非但没有成为促进以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为重点的思想竞争的共同论坛，反而向美国青少年介绍了意见一致和自我审查的原则和做法，以及被千里之外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视为意识形态不正确的话题，如天安门大屠杀、达赖喇嘛和法轮功。它们可能会使自由土壤上的学习环境变得跟中共控制的领土上的学习环境一样。”
我们觉得需要补充的是中共对美国华人组织和教会渗透的问题。随着2001年中国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加入了世贸组织，依靠出口的暴增迅速聚集了财富，于是他们可以用大量的资金收买并控制在美国的大量侨团侨社、大学校友会、同乡会，并收购报纸、电视台、收视率高的油管频道等媒体以及中共完全控制的微信、抖音等平台，大规模地传播中共的叙事；他们还以出入境时的扣留、个别谈话等方式胁迫、收买大量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和长执人员，让他们承诺不发表任何不利于中共的言论，甚至为赞扬中共；更有一些原本就是中共党员、学生干部的人到美国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了牧师、传道人和教会长执。中共这些年通过他们控制的这些组织不但对在美的440万华人进行监控，对不符合中共叙事的言论进行警告和禁言，宣传中共的思想理念，而且还试图通过影响他们而影响美国的选举，甚至在华人中推举他们中意的代理人竞选公职。在Covid疫情的应对、疫苗的采纳等问题上，几乎所有美国的华人组织和教会完美地配合了中共的叙事和方针。
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控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其结果已经令人不寒而栗。
作者：余茂春 / 哈德逊研究所 / 2023.11.30
编译：约瑟 / 2023.12.07
发稿：2023.12.07
在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面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余茂春（Miles Yu）证实了中国广泛的宣传努力，从数十万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到哈佛大学代表该党进行的一项研究。
加拉格尔（Gallagher）主席、拉贾·克里希纳莫西（Raja Krishnamoorthi）高级委员以及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你们面前就这个对我们的民主治理制度至关重要的重要议题作证。
国际社会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一词，就像中国国内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一样。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信息，对所有言论进行极权主义审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宣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宣传是正常治理的重要机制。对共产党人来说，宣传并不是一种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相反，宣传是一种必要的美德，是一种积极而关键的治理实践。其特征是对真相的虚假陈述。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宣传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概念，涉及虚假和灌输。因此，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宣传口号，现在披上了“话语权”的外衣。
让我先说几句关于命名法的话。在我看来，“话语权”一词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翻译。学语言的人可能会把它的字面意思理解为“说话的权利”（the right to speak）。如果你读过法国反叛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你可能会把它解读为“话语的权力”（the power of discourse）。
但如果你了解中共最高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和习近平等近期领导人的初衷，你就会知道，这个词是中共雄心勃勃的国际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称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倡议”。自 2017 年中共十九大以来，这一倡议有了巨大的飞跃，习近平在大会上誓言要打破他所说的西方对有关中国的国际对话的控制。中共从一开始的意图就不仅仅是向世界讲述自己的叙事，而是要让自己的叙事占上风，成为全球关于中共的唯一话语，就像其国内宣传的运作方式一样。
因此，“话语权”一词更恰当的翻译应该是“话语的主导权”（discourse dominance），这符合马列主义宣传理论的文字和精神。在这个证词中，我将把话语的主导权和中共的对外宣传交替使用。
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人民的国内宣传运动是直截了当的。它是通过对所有新闻和信息平台的绝对垄断和完全控制、彻底的审查和强制的、系统的灌输来实现的。外部信息被挡在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后面。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更为复杂，利用了西方精英的弱点和易受骗性，以及开放社会的脆弱性，效果也令人不寒而栗。中共大规模的海外宣传运动可以被概括为四大类：虚假信息、俘获精英、强迫自我审查和洗脑。
首先，虚假信息。中共在西方的虚假信息运动是大规模的。而那些决心破坏美国信心的宣传者，得到了我们国家日益增长的自我谴责的帮助和教唆，从舆论导向的编辑委员会到形成舆论的课堂，他们只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民主的国家的弊端，而忽视了其核心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善良。
这种努力的规模难以估量。仅在2020年，当时的推特（Twitter），现在的X平台 —— 一个在中国被禁止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所有其他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 就被迫关闭了近20万个与中共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运动有关的账户。一条来自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推文将新疆描述为一个“解放妇女”的地方，她们不再是“制造婴儿的机器”，这是对种族灭绝的一种令人作呕的委婉说法。
当中共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时，北京却谴责美国使用同样的手段进行所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言人华春莹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死亡后，不止一次在她的反美推特上以“我无法呼吸”作为开头。数以亿计的中国公民，特别是藏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在该政权的大规模洗脑和劳改营系统中，无法在推特或任何其他平台上发表评论。
今天的技术使宣传者更加胆大妄为。与他们的同辈和前辈的宣传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变得更加系统化、复杂和危险地有效。中共通过推特、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传播虚假信息，称中国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普通的民主国家。
抖音（TikTok）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对美国民主的混乱叙事，并将中国吹捧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者。灌输总是从信息传播工具的主导地位开始的。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信息来源，数百万中国年轻人被中共洗脑，认为所有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像抖音这样强大的互联网工具在西方的固有危险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对抖音的控制或访问将确保数百万自由的年轻人认为西方民主不如中共的治理模式。
这已经发生了。在这方面，最令人惊叹的例子是中国高级外交官最近在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美国同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进行了训话。在长篇大论的虚假诽谤中，他们阐述了“中国民主”相对于美国民主的优势。
第二，俘获精英，美其名曰统战工作，一直是中共在西方进行宣传的一种经验丰富的做法。
“中国宣传机构使用的策略其实并不复杂。这很简单。总是要以你的自我为中心，以你的商业利益为中心，以你的好奇心为中心，尤其是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以你的爱国主义为中心。”
1990年7月13日，在天安门大屠杀后叛逃到美国的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文化、宣传和交流副领事向加州伯克利（Berkeley）的听众讲述了像他本人一样的中共宣传人员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俘获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充当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的：
“中国宣传人员使用的策略其实并不复杂。很简单。它总是在你的自我、你的商业利益、你的好奇心上做文章，尤其是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在你的爱国主义上做文章。”
这位前中共宣传人员进一步生动地披露：
“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时，一群来自香港和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紧随其后蜂拥而至。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自命不凡。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中国的一切。”
的确，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精英的自负、商业利益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共在美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共宣传代理人阶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机会。
但精英的俘获还不止于此。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前政府高官经常为中共的屠杀行为辩护，包括天安门大屠杀和其他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些前官员中的一些人甚至已成为北京政权及其控制的美国商业利益的注册代理人。我们的许多一流大学及其优秀教授经常被中共拉拢，在美国发表北京的观点，并将其伪装成研究和客观调查。
并不是每个被俘获的精英都是倒霉的有用的白痴。然而，很大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都承担了执行中共的关键宣传议程的责任，包括通过将中国仍然是一个由马列主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程度最小化来误导美国公众。
对语言的操纵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在美国，很少有人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真实头衔称呼他，而唯一重要的头衔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毫无例外，他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空想家，指挥着无情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普遍错误地将他重新命名为中国的“总统”，这是一个听起来更民主但毫无意义的尊称。
中共用这种双重语言向美国人民兜售一种虚假的现代中国精神，即中国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国家，14亿勤劳、热爱中共的人民，在开明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正努力在“百年屈辱”之后实现历史性的复兴。我们有太多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助长了这种谬论，他们经常持有一种家长式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承担着5000年历史的重负。
上个世纪的真实历史与这个政党的谎言大相径庭。事实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真正的指导精神一直是争取民主和宪政等普世价值，反对暴政和独裁；中国共产党不代表14亿中国人 —— 如果它能代表的话，它会允许他们投票，并停止对他们禁言。
第三，除了虚假信息和精英俘获之外，中共的宣传在美国是有效的，因为我们的主要文化机构出于对中共的恐惧而进行了广泛的自我审查。
好莱坞和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即将上映的《壮志凌云》（Top Gun）续集中，马弗里克（Maverick）的夹克上将没有印有台湾国旗的补丁。《赤色黎明》（Red Dawn）续集作中的反派人物本应是中国军官，但徽章却被换成了朝鲜国旗 —— 即使平壤禁止一家电影公司的电影，对票房底线也没有太大影响。休斯顿火箭队（Houston Rockets）—— 一支因姚明而与中国公民关系密切的篮球队 —— 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的总经理转发了支持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推文。他被迫道歉，从那以后，NBA 几乎没有人再发声了。
第四种，也是当今最严重的共产主义宣传形式是洗脑。
仅在美国，中共控制的孔子学院及其附属的孔子课堂就已渗透到数百所大学校园和K-12学校。它们非但没有成为促进以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为重点的思想竞争的共同论坛，反而向美国青少年介绍了意见一致和自我审查的原则和做法，以及被千里之外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视为意识形态不正确的话题，如天安门大屠杀、达赖喇嘛和法轮功。它们可能会使自由土壤上的学习环境变得跟中共控制的领土上的学习环境一样。
这种洗脑的效果体现在美国社会运动对中共关键概念和术语的采纳上。黑豹党最初的思想基础和许多政治口号都来自于美国革命共产党在加州奥克兰免费赠送给他们的《毛主席语录》。今天，美国很大一部分人对“进步”（progressive）一词的普遍使用，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反动派（reactionaries）和进步派（progressives）的“辩证”（dialectical）分类。它不是来自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和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为代表的美国进步运动（American Progressive Movement）的现代遗产。
北京在21世纪新获得的权力和它所掌握的新兴技术，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现代史上最残酷、最令人不安的洗脑运动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地点是中共在中国北方的飞地延安，被称为“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延安洗脑的主要方法是“提高觉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已经成为许多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尤其是女权运动的激进分支。
《时代》杂志战时驻中国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在1978年出版的《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中，或许最好地描述了“提高觉悟”的真正起源和意义。他写到了1941年对毛的一位得力助手、中共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采访，并详细描述了毛的“提高觉悟”是如何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中的：
“他说，从战场回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必须被洗净，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被改造……在他们能够继续学习军事、经济、医疗或管理之前，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改造大脑’。我和他的翻译一直想找一个比‘改造大脑’更好的词，最后翻译想到了‘提高觉悟水平’（raising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这个语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语汇，多年来，这个语汇走出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街头和时尚中。”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大部分历史。西奥多·怀特死了，但中共没有。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中共宣传的影响。
现在我期待大家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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