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近国家卫生研究院新院长和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新所长的任命，现在是国会实施结构改革的时候了。
作者：Jay Bhattacharya, Martin Kulldorff /《联邦党人》/ 2023.08.21
编译：约瑟 / 2023.08.21
发稿：2023.08.21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向司法部提起一项刑事转介（criminal referral），指控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上向国会撒谎。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福奇被监禁（本刊：为什么不？福奇公然向国会撒谎，也向总统撒谎，导致疫情应对方式不当，造成了严重后果。难道他不应该被调查、被监禁吗？），但这一指控表明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缺陷的严重性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对于 NIH 在流行病方面的表现进行任何诚实的评估都会给它一个糟糕的分数。虽然 NIH 对快速开发新冠疫苗的支持值得赞扬，但它在应对疫情的其他几乎所有方面都失败了。
最近，NIH 任命了新的院长来取代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任命了新的院长来取代安东尼·福奇，现在是进行反思，并让国会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了。但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消除柯林斯和福奇滥用这些职位所暴露出来的根本利益冲突。
科学研究相对于公共卫生战略
在疫情紧急状况期间，需要进行紧急科学研究，并就最适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政策进行公开和有力的辩论。前者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责任，而后者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州卫生部门的责任。如果那些负责公共卫生政策的人也掌握着研究经费的钱袋，那么无论流行病战略多么误导，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敢批评给他们喂食的那只手。
NIH 的前领导人福奇和柯林斯是以封锁为重点的战略的设计者和支持者，该战略最终未能保护美国人免受病毒的危害，并因慢性病增加、心理健康恶化和教育缺失而对公共卫生造成巨大的附带损害。福奇和柯林斯滥用职权，破坏了那些出于公共卫生原因反对封锁的可信科学家的声誉。
在 NIH 领导人拥有的权力中存在着隐性的利益冲突。在我们（与牛津大学的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教授一起）撰写了反对封锁的《大巴林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之后，我们可以从个人经历中证明这个问题。宣言敦促重点保护高风险的美国老年人，同时保持学校开放，让年轻人过上接近正常的生活。它于2020年10月发布，迅速获得了数万名医学科学家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签名。
但是就在我们写完这份文件四天后，柯林斯给福奇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称我们三人是 “边缘流行病学家”，并呼吁对我们进行 “毁灭性的打击”。福奇用《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予以回应，错误地声称我们的呼吁是为了让病毒 “肆虐”。他们煽动了一场针对我们的宣传战，包括由亲政府的记者撰写的一系列攻击性的文章，由于他们滥用权力，我们面对着大量的仇恨邮件和死亡威胁。真正的科学领导应该鼓励和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公共卫生讨论。
2020年初，NIH 的官员对那些反驳 “病毒是由武汉海鲜市场上的蝙蝠或穿山甲引起的人畜共患” 这一党派性观点的科学家进行了类似的打击。福奇、柯林斯和其他 NIH 官员在2020年1月和2月之间交换的电子邮件显示，他们组织掩盖了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可能引发大流行的想法。柯林斯甚至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个想法是种族主义的。
当 NIH 的高级官员下令禁止反对封锁或讨论实验室泄漏假说时，许多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都噤若寒蝉。对于美国的生物医学科学家来说，NIH的拨款不仅仅是进行实验的资金来源。他们经常被要求在医学院晋升和终身任职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想影响其他生物医学科学家的想法，那么获得 NIH 的资助通常是必要的一步。出于这个原因，NIH 的领导人应该坚持资助科学，避免在公共卫生政策问题上趾高气扬，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州卫生部门。
NIH专利使用费
相关法规允许 NIH 的研究人员从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中获得版税，包括 NIH 资助的莫德纳（Moderna）疫苗的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NIH 还发布证据摘要，供医生用来指导患者的治疗。这种利益冲突可能会导致 NIH倾向于专利药物，而不是廉价的非专利药物，这些非专利药物可以以很少的费用使许多人受益。
这种利益冲突可能影响了 NIH 的流行病决策。如果说 NIH 在流行病期间有什么工作的话，那就是支持治疗方法的快速开发。然而，在2020年，尽管有几种有希望的研究途径，但 NIH 未能通过高质量的随机试验快速评估廉价、重新利用的药物。虽然它确实资助了 ACTIV 的随机研究，但许多关键的结果，包括极具争议的伊维菌素（ivermectin），直到2022年底才获得 —— 为时已晚，无法提供帮助。
由于这种失败，早期治疗方案变成了政治计分的问题，而不是冷静的科学评估。相比之下，英国科学家在2020年夏天进行了一项名为 “恢复”（RECOVERY）的随机试验，该试验发现，一种廉价的类固醇 —— 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 —— 有效地降低了住院患者的死亡率。
为什么要允许 NIH 内部的研究人员赚取专利使用费呢？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它，招募科学家到 NIH 工作将更具挑战性。然而，作为一个公共科学机构，NIH 的目的不是要胜过大学和产业界。它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科学发现，并开展私营部门不愿开展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公共产品。
如果大学和私营企业有兴趣资助一个具有可申请专利的副产品的科学项目，那就让它们资助这项研究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私营部门永远不会从事的关键的无专利科学上。
根本性的改革
这些利益冲突已经严重威胁到 NIH 研究的质量、诚信和社会影响。NIH 需要根本性的改革。NIH 需要更强有力的利益冲突规则：不再向研究人员收取专利使用费，不再有 NIH 领导人对公共卫生政策问题颐指气使，不再有对其他科学家的 “毁灭性打击”，不再有 NIH 与制药公司的研究合作。相反，NIH 应该积极鼓励科学辩论，开展能够改变生物医学和改善公众健康的研究，而不是强加专利限制。
NIH 的领导人必须有任期限制，新的领导人必须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之外选出。这些职位的权力太大，不能让一个人掌握几十年。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很容易认为自己就是 “科学” 本身（本刊：嗯，福奇说了，他就是科学。），因为他们周围都是寻求 NIH 支持的人。NIH 负责人的亲属不应该像疫情期间那样管理该机构的伦理基础设施。正如科学需要定期注入新思想一样，科学领导也需要。
在疫情期间，由于滥用权力和利益冲突，NIH 未能履行其支持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的使命。国会现在有机会要求改革，以便 NIH 在未来更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
本文作者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卫生政策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助理。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是一名流行病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哈佛医学院教授（休假中）。他们都是科学与自由学院（Academy for Science and Freedom）的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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