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Kelsey Bolar /《独立妇女论坛》/ 2022.07.28
编译：约瑟 / 2022.07.29
发稿：2022.07.29

【本刊评论】
”主啊！求你怜悯！“ 这是读完这篇报道后，我们唯一的感受。

这篇文章讲述了芝加哥一个女孩的母亲痛失女儿监护权的悲惨经历。她是一名职业教师，民主党人，女权主义者，她特立独行，坚持以非女性的发型和服饰来表现这样的信念：女性是独立的，不需要用外在的性别标签来证明女性的地位。

女儿8岁时，她与丈夫离婚，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监护权，前夫每周只有1个白天可以和女儿在一起。母女俩有 “共同的进步主义理念”，然而2019年的一个周末，12岁的女儿照常去了父亲那里后，她就失去了女儿。次日前夫告诉她：女儿称自己是 “跨性别”者，并且觉得与她同住 “不安全”，所以拒绝将女儿还给她。

当她向法庭寻求帮助时，法庭却站在前夫一边。法庭同意她见到女儿的条件是“向治疗师咨询，并参加卢瑞儿童医院性别与性发展项目为变性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举办的辅导” —— 我们不难理解，腐败的芝加哥法院已经将邪恶的 LGBTQ 理念凌驾在法律之上了。法院这是在逼迫这个母亲，无条件地接受 LGBTQ 的理念，不然就丧失对自称“跨性别”的子女的监护权。

为了见到女儿，她参加了辅导，她甚至退让一步，用女儿给自己选用的中性的新名字给她写信。…… 她依然没有要回孩子的监护权，依然没有被允许和女儿在一起，除了几次 家庭辅导时间。

她所坚持的一点是我们同意的，那就是她说的：“但我显然不能遵从的是这种概念，那就是良好的父母行为就意味着你必须对孩子声称他们的身体出了问题予以肯定。我不愿意那样做。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教养方式。”

三年来，她见到女儿的时间加起来只有8个半小时，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是何等的残忍。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12岁的女儿与母亲分离？这位妈妈如何才能再次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拥抱在怀里？

我们不由得想起同样在芝加哥另一个家庭发生的事。

聪敏的袁幼轩是大学牙医专业的学生，原打算学成后就子承父业，接替父亲的牙医诊所。但是在大三那年，妈妈收到了他的来信，称自己是同性恋，宣布从此不再与家庭往来。

夫妻关系不佳又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顿时万念俱灰。正在计划走上绝路之时，神伸出了拯救的手。她皈依了耶稣，开始了为儿子的回归持续不断的祷告。

多年后，袁幼轩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卷，然后“唰”地展开在讲台上 —— 那是一张许多年来积累的妈妈写下的十多米长的祷告单。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天为失落的儿子祷告的内容，虽然儿子对此一无所知。

袁幼轩大学毕业后去服役，又染上了毒瘾，退役后为了吸毒而贩毒，最后成了一个不小的毒枭，直到锒铛入狱。

在监狱给犯人的例行体检中，他被查出患上了艾滋病 —— 在当时，这无疑是死刑宣判。

一个狱警给了他一本圣经，他如获至宝，他第一次听到神的话语，第一次开始认识真理，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罪，第一次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那位狱警的带领下，他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他又成了一名监狱里的穆迪神学院在册的神学生。

我们不由得感谢赞美神，这正是他母亲恒切祷告的结果。他出狱了，完成了神学课程。靠着神的恩典，他不但彻底摆脱了了同性恋和毒品，而且成了神学院的教授，和母亲一起到处见证神的奇妙的拯救。

所以，对今天这个故事里的妈妈来说，虽然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妈妈渴望和女儿在一起的心情，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立刻要回女儿的监护权，而是首先自己要认罪悔改。

如果不是她自己常常地跟女儿分享进步主义的理念，女儿何以突然宣布自己是 “跨性别” 者？我们也怀疑她的离婚跟她的女权主义理念密切相关。只有她自己彻底认罪悔改，与神和好，然后付上祷告的代价，才有可能重新得到自己的女儿。

她的前夫和现任妻子也是 LGBTQ 的倡导者，她的女儿目前正处于撒但的重重围困之中。她与法院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没有法院的命令或她的书面许可，女儿将不会进行医学变性。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在这弯曲悖谬的世界为主作盐作光，我们有责任在每一个场合斥责撒但的恶行，揭露 LGBTQ 理念背后的邪恶本质，毫不妥协地与之抗争。

让我们来为这对母女祷告，求神特别赐下怜悯，帮助她们早一天认识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救恩，永远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阿们！

珍妮特·库珀（Jeannette Cooper）从没想过她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这位44岁的终身教育工作者一直认为自己是女儿索菲亚（Sophia）的一个充满爱心和负责任的母亲。但当12岁的索菲亚突然宣称自己是 ”跨性别“ 者时，珍妮特对此表示怀疑。索菲亚从未表现出性别焦虑的迹象。事实上，索菲亚表现出比珍妮特更传统的女性行为和偏好。对珍妮特来说，这说不通。

但索菲亚坚称，她不仅是 ”跨性别“ 者，而且在珍妮特身边也 “不安全”。接下来是一系列近乎卡夫卡式的法庭诉讼和治疗，珍妮特的前夫、律师、治疗师和其他被认为关心索菲娅最大利益的个人和机构，试图侵蚀珍妮特最基本的育儿权利。近三年后，珍妮特甚至不能去看望她深爱的女儿。她住的地方离索菲亚不到十分钟的路程，但她只能通过美国邮政与索菲亚联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坚持认为索菲娅是个女孩。

珍妮特终于准备好讲述她的故事了，她大声地警告父母们，性别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父母监护权之争的最新武器，在保护孩子的幌子下切断了生活中最基本的纽带之一。

第一部分：什么是女人

珍妮特剃掉了一半的头发，但不剃腿毛，经常不戴胸罩，不管衣服是在男装部还是女装部都买。她开玩笑说，如果你认同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她就会是人们认为的 ”跨性别“ 者。但这正是珍妮特培养女儿的方式 —— 摆脱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

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珍妮特说：“我认为，除了存在于女性的身体中，女性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限制。” “我不需要做什么就能成为女性。我只是我。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可以剪掉头发，留长，我可以换衣服。我还是女性。我的任何行为都是女性的，因为它是我的。”

珍妮特不喜欢政治标签。但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18岁开始，她在每次选举中都投票给民主党。当谈到她的政治信仰与她对性和性别意识形态的看法之间的差异时，珍妮特回答说：“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y）之间的区别是一条细微的线。”

2015年，珍妮特和前夫离婚，育儿协议授予珍妮特对索菲亚每周六天七夜的监护权。珍妮特承认，因为（父母）离婚，索菲亚过得很艰难，但她和女儿非常亲密，有一段时间在女儿家上学，她们通过玩棋盘游戏、去六旗游乐场度假以及她们共同的进步主义政治增进了感情。

因此，在2019年7月22日，当12岁的索菲亚按照监护协议定期去了父亲家时，珍妮特没有理由怀疑索菲亚不会回家。但到了晚上8点半，珍妮特来接索菲亚时，她的前夫拒绝把索菲亚交给她抚养。

第二部分：不回家

第二天早上，珍妮特第一次了解到，索菲亚承认自己是 ”跨性别“ 者，在她的照顾下感到 “不安全”。珍妮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珍妮特说她一直都很清楚地告诉她的女儿，她会接受她是什么样的人，但她也指出，她可能会在索菲亚在场的时候评论关于寻求转变的青少年的新闻报道，表达她的观点，她认为许多这些孩子只是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舒适，并找到欣赏他们独特个性的人，而不是认同他们是另一个性别。

在她的前夫违反了他们的育儿协议8天后，珍妮特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将女儿交还给她的监护。索菲亚的父亲在法庭文件中回应称，由于 “青春期的萌芽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索菲亚在珍妮特的家中 “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不再安全”。他要求所有的育儿时间，所有的决策权，并要求法院禁止珍妮特与索菲亚见面和交流，除非他和法院指定的儿童代表同意。

法庭站在珍妮特前夫一边，等待一项调查。

第三部分：性别确认

珍妮特心烦意乱和伤心欲绝，急于见到女儿，于是她放下了自己的信念，给索菲亚写了一封三页长的 ”肯定信“（affirmation letter），信中使用了她女儿新选择的名字 “阿什”（Ash）。

珍妮特说：“我强迫自己的大脑接受眼前的现实，我以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这封信不仅没能让她的女儿回来；珍妮特还被告知她根本不应该写信。珍妮特说：“我不明白。这让我意识到真正发生了什么。”

珍妮特认为，索菲亚的新继母是一位有执照的心理治疗师，她鼓励索菲亚和珍妮特分开。珍妮特说，一点点地，一点一点地，她女儿的继母以 “拯救” 索菲亚为借口，帮助策划了监护权的变更。

三年后，索菲亚仍然展现出她的女性气质 —— 一如既往 —— 但她的名字叫 “阿什”，用的首选的代词是 xe/xyr/xyrs（抱歉，无法翻译）。

在索菲亚首次声称自己是 ”跨性别“ 者后不久，法院发布了临时命令，珍妮特只有在参加和解家庭治疗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女儿，该治疗的具体目标是让被疏远的孩子和父母和解。珍妮特说她很期待。她唯一反对的是要求把她前夫的妻子也包括在内，这样索菲娅的继母就可以知道家庭治疗期间发生的一切，包括珍妮特和索菲娅的私人治疗。珍妮特告诉治疗师，她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但据珍妮特说，治疗师说，如果珍妮特不同意，她就不能见她的女儿。

珍妮特说：“我被告知，如果我不同意让继母在那里，我的孩子就会拒绝见我。”“我别无选择。我非常想见到她。”

治疗课程未能成功地调和紧张的关系。尽管如此，她相信她的噩梦很快就会结束。

第四部分：法院命令调查

当珍妮特的前夫声称他们的女儿在母亲身边感到 “不安全” 时，法院下令进行全面的监护权调查 [604.10(b)]，以确定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是否会对索菲娅的身体、精神或情绪健康构成威胁。珍妮特相信，这次调查将澄清她的任何不当行为，并让她和女儿团聚。

珍妮特曾经是一名教师，现在是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的教育学博士候选人，她很难理解关于她的女儿在她身边 “不安全” 的指控。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被孩子们包围着。但尽管如此，她明白法院有责任进行调查。珍妮特说：“这是法院的责任 —— 调查孩子是否说他们感到不安全。” “所以我同意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项为期7个月的调查由一名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进行，需要进行心理测试、家访以及与每位家长进行数小时的面谈。

珍妮特说：“在那份报告出来之后，我想，肯定会自行解决的。显然，没有发现虐待或忽视。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任何不安全的地方。”

“但我显然不能遵从的是这种概念，那就是良好的父母行为就意味着你必须对孩子声称他们的身体出了问题予以肯定。我不愿意那样做。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教养方式。”

珍妮特不能分享报告的发现，但公开的法庭文件后的调查没有提到虐待或忽视。相反，他们认为珍妮特需要 “进一步理解未成年孩子的支持，因为这与未成年孩子的性别焦虑有关。”

珍妮特说：“我对 ‘跨性别’ 身份的概念有一个理解，我不认为这是他们希望我拥有的概念。”

“他们想让我对一个孩子生来就是跨性别者这件事有一定的理解，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不会对法庭撒谎。我不会说别的。我太相信我的誓言了，只说真话。我的孩子是个女孩，我不会对她或任何人撒谎。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第五部分：新的 “协议”

去年，珍妮特的家长时间仍然暂停，治疗也处于停顿状态，她自愿签订了一项新的协议，以避免听证会延长，她担心听证会会以同样的结果结束。在经历了近三年的时间后，她不想让女儿或她自己承受更多的创伤。

根据最终协议的条款，索菲亚仍由父亲监护，没有法院命令或前夫同意，珍妮特没有探视权。尽管珍妮特多次要求见她的女儿，他还是没有答应。

自从这一切开始，珍妮特错过了她女儿的13、14和15岁生日。今年8月，快到16岁生日的珍妮特发现珍妮特正在学习开车。“我希望我能教她，” 珍妮特说：“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个。”

作为放弃与女儿共度时光的回报，珍妮特通过协商获得了一项法律承诺，如果没有法院的命令或珍妮特的书面许可，索菲亚将不会进行医学变性。她还保留了通过邮件联系索菲亚的能力。

珍妮特说：“连被囚禁的人与孩子的交流也比我多。这是不对的。”

珍妮特说，自从索菲娅2019年离开家以来，她和她见面总共有八个半小时。

珍妮特可以向法院请求再次见到索菲亚，之前她需要向治疗师咨询，并参加卢瑞儿童医院性别与性发展项目（the Gender and Sex Development Program at Lurie’s children’s Hospital）为变性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举办的三次支持小组会议。根据该项目的网站，该项目通过 “为我们的家庭提供教育、特殊和肯定的临床护理”来提供帮助。

珍妮特去年秋天参加了五次培训，这是她最早能报名的一次。法庭要求的治疗师没有空缺，她的等候名单已经满了。

她说：“我很高兴做任何必要和必要的事情，以便能够与我的女儿取得联系。”“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第六部分：讲述她的故事

珍妮特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父母也在为类似的问题而挣扎。根据2022年6月皮尤（Pew）中心的一项调查，3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有5.1%的人认为自己是 “跨性别” 者或非二元性别。大约有一半30岁以下的成年人说他们认识 ”跨性别“ 者，大约十分之一的成年人说他们认识18岁以下的 ”跨性别“ 者。在脸书（Facebook）上，珍妮特帮助管理的一个针对 ”跨性别“ 儿童父母的小组有2500名家长。其他的 ”家长肯定小组“ 有超过12000名成员。

珍妮特不想让父母们对家事法庭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想让父母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珍妮特说：“我很难过地说，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通过分享她的故事，她希望把她和女儿分开的体制能够改变。

珍妮特说：“索菲娅被带走的过程，以及她不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不再与她接触的固化过程，是对她的伤害。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创伤。” “在没有任何虐待或忽视的证据的情况下，家庭法庭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孩子与亲生父母分开。这是错误的。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任何父母身上。这种事绝对不应该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她是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

珍妮特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很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士。有一个人显然不在名单上，那就是索菲亚，珍妮特认为她做了一件正常的青春期的事情。

珍妮特补充：”她尝试了。但当时没有保护栏，没有什么能阻止她。”

“我不生我女儿的气。我对她不失望。我对那些未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和支持她成长和发展的成年人感到失望。我同情她。她在挣扎，他们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而不是陪在她身边，不试图解决她所有的问题。说，‘我知道你感到不安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证据会让你不安全。所以让我们来弄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让我们把你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成年人放在一起，他们可以在这一痛苦时刻支持你，并陪伴你直到你走出困境。’ ”

珍妮特不知道她的女儿看到母亲分享她的故事会作何反应 —— 珍妮特在新协议中也保留了这一权利。但珍妮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带来一些好处。有一天，索菲亚会理解她母亲坚持真相的决定，甚至可能会钦佩珍妮特作为一个父母所做的一切。

珍妮特说：“我看到我的孩子在一条小船上在海上漂泊，她是在挣扎。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我知道。我看到了。我被告知要跟随她的脚步，在这段旅程中跟随她。我不愿意做那件事。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教育方式。我有责任不把我的船跟她的船上挂钩。我的责任是成为一座灯塔，成为她可以看到的稳定的东西，成为她的向导，这将永远在那里，是始终如一的。”

这是我的责任。即使我没有她的监护权，我今天仍然这样做。我没有医疗决策权。没有教育决策权。除了邮件，没办法和她联系。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她住在哪里，但我不能去那里。我知道她在哪里上学，我也不允许去那里。但这就是为人父母。我所做的，即使我和她没有真正的联系，我仍然是她的父母。我还是她的母亲。我现在还在养育孩子。”

原文链接：https://www.iwf.org/identity-crisis-jeann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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