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文禾 / 2022.04.10
发稿：2022.04.13
（题图：剧作家大卫·马梅特 作者：Ken Fallin）
《华尔街日报》在周末采访版中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叫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的犹太人。这是一个特立独行之辈。
大卫·马梅特是1947年的生人，到现在应该是75岁。是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 他大概是具有保守派的经济观点，因为他喜欢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等人的作品。 他写过很多戏剧，我只看过他的剧本《不可污染的团队》（untouchables），说的是围剿芝加哥黑道的财政局特别任务行动队，特立独行，不信邪的行为。大概不信邪是他的个性，也就是说他的文章有着不想随大流而行的特质。
大卫·马梅特是一个犹太人。他信奉的圣典是《摩西五经》。因此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教人。他应该是一个自外于白左的战后一代。美国的精英阶层白左取得了上风，而他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保守的理念，是难得的事情。白左这个名词是我们华人发明的，狐狸台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把 “Bai Zuo” 这个名词的定义生动地介绍给了讲英语的美国观众。马梅特对于精英的主流有着精辟得描述，他认为这些精英一方面特别要悖逆于神，一方面却要扎堆，不敢不顺从扎堆的 “觉醒主义” 意识形态。
他认为，圣经对人类的恶行从背信弃义开始谴责，而背信弃义无处不在。“圣经中很少有你会希望你的孩子成为的这样的人，” “大卫和其他英雄的家谱并没有跳过 —— 事实上，他们似乎特意强调了 —— 通奸分子。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人类有不可改变的缺陷。这不是消除 ‘仇恨者’ 或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思想。”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把圣洁和公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和我们基督徒是相一致的。
“觉醒主义”（woke） 在西方语境中指的是白左对所谓 ”社会正义“ 和”种族正义“ 的感知意识，是被当今白左大力强化的意识形态。但马梅特先生认为，这个 “觉醒主义” 系统是一个装出来的表演而已，没有人真的会相信自己改变性别后，对男女认识也真的发生变化。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就只好顺从。因为 “质疑它变得很危险。如果你质疑它，你就出局了”。但马梅特先生明白，这个顺从是要不得的。
马梅特先生对圣经模式的看法是正确的：“繁荣，尤其是不劳而获的繁荣，往往会产生愚蠢和邪恶。” 美国的繁荣似乎走到了顶峰，而在这繁荣中纵容的不劳而获的思想，滋生出更多的愚蠢和邪恶。我们生活在 “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马梅特先生自问。他自答： “回应是：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宪法。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 大卫·马梅特说，不要想只要怪别人，或者怪什么坏人，自己就会没有事了。不要用怪罪哪一个别的团体就可以让自己脱身，一定要审视自己的罪性。而美国就是这样在背离圣经的道路尚渐行渐远。
所以不要跟着别人走。他似乎认为他那一代人反而容易有独立的思想，现在的 “觉醒主义” 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年轻人当中更加流行，但是他认为也还有一个相当的少数不跟着大流走，只是没有 “觉醒主义” 的那些人那么大声。
我们的下一代很多已经是被 “觉醒主义” 俘虏的。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没有说服我们自己的子女。读读马梅特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启示。因此我们推荐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读这篇《大卫·马梅特是顺从时代叛逆的写手》。
《华尔街日报》 观点栏目 周末采访
大卫·马梅特是顺从时代叛逆的写手
这位剧作家不会玩弄 “觉醒主义“ 的标记、戴上护身符面具或对小暴君表示尊敬。
作者：Barton Swaim / 2022.04.08
编译：陆文禾 / 2022.04.10
【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数的电影、电视纪录片和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1950年代是循规蹈矩的传统主义的年代：《唐娜·里德秀》（Donna Reed Show，Donna Reed 主演的情景喜剧）、麦卡锡主义、《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畅销书，作者：William H. Whyte）、电视晚餐。事实却是，50年代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无限的技术创新、政治上的独创性思维、新闻和高等教育的知识多样性、宗教的新活力以及种族关系的巨大进步的时代。80年代和90年代之所以一致性地误解为循规蹈矩，出自于一种自然演变的文化团结 —— 也是现在几乎每个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渴望的东西。
一位对当今美国有见识的观察者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我们自己的年代 —— 至少在受过教育的和有优越地位的阶层中 —— 比50年代更具墨守成规的精神。企业管理者和军事领导人鹦鹉学舌地谈论他们中很少有人相信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和管弦乐队刻意避免任何可能冒犯意识形态主义者的节目。主流媒体的记者和制片人抓住这些故事 —— 或者忽略它们 —— 仅仅是因为媒体中的其他人都在这样做。富裕城市的大多数人尽职尽责地遵守他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无效的公共卫生限制，主要是因为拒绝这样做会引起出于同样原因遵守这些限制的朋友和邻居的愤怒。
也许美国的决策者和描述者（用 Nicholas Eberstadt 的话来说）并不是他们自认为的那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今年2月，当我收到剧作家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周二出版的《经济衰退：言论自由的消亡和免费午餐的成本》（Recessional: the Death of Free Speech and the Cost of Free Lunch）的小样时，我就想到了这些和相关的讽刺。这本书收录了过去两年里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和政治主题的论文集：包括瘟疫流行病的狂热、唐纳德·川普、恐怖主义、加利福尼亚的惩罚性税法、基督教和犹太教、百老汇和电影。这些文章时而诙谐，时而深刻，时而感人，时而隐晦。然而，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作者在他所选择的行业的显赫环境中一定是多么格格不入。
3月份，我拜访了马梅特先生在圣塔莫尼卡的家，并问他关于 “循规蹈矩的时代” 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更原始的术语。我们在美国社会高层看到的这种随波逐流的突然冲动的根源是什么？
“这就是浪费时间的机器，” 他指着我用来记录谈话的手机说。“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但连接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的想法，就是一个曾经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在崩溃的一部分。”
他在没有我提示的情况下提到了1950年代。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 马梅特先生1947年出生在芝加哥 —— “人们去了不同的教堂，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他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不知何途径，他们过上了和谐聚集生活。他们所有的自我价值都不是来自于归属感和与这个超级群体的联系。”
马梅特先生的作品包括获得普利策奖的剧本《格伦加里·格伦·罗斯》（Glengarry Glen Ross，1984年作品）以及《不可污染的团队》（The Untouchables，1987年作品，同名电影汉译为《铁面无私》、《义胆雄心》）、“《霍法》（Hoffa，1992年作品，同名电影日译《霍法，肯尼迪最害怕的人》）和《抢劫》（Heist，2001年作品）的剧本。他说话和他的写作一样：简短有力的句子，不断地诉诸荒谬的轶事、喧嚣的笑话和引用符合他目的的文学引文。
娱乐圈的人会自我审查吗？“他们不会四处走动，说一些很危险的话，不会的。人们在私下窃窃私语。他们不得不如此。说，’好吧，也许川普做了一些好事‘ —— 你不能那样说。你这是拿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冒险。”
马梅特先生确信 “觉醒议程”（woke agenda，他的术语）基本上是一种装出来的表现行为，因此在某些方面它在好莱坞很有效。“没有人真正相信它，” 他说。“没有人真的相信男孩变成女孩，女孩变成男孩 —— 没有人相信。但它被归入了不同的类别，因此质疑它变得很危险。如果你质疑它，你就出局了。”
年轻人对此买账吗？我自己的观察表明，一些相当大量的少数派不买账。自2017年以来，我与之交谈过的学者和大学生表示，社会压力迫使他们对一系列轮换的正统观念表示赞同，从公共卫生到种族和性别理论，这已经引发了一场无声的反抗。在 Instagram 上张贴一个黑色方块，表明美国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即使你认为这不是真的；戴口罩，即使你知道它不起作用，而且你已经20岁并接种了疫苗；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性别意识形态，都要分享你的人称代词 —— 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反应。
“那一代人，” 马梅特先生表示同意，“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害怕了。”
并不是说他会期待我们的机构领导人中的任何人承认他们错了，无论是在新冠病毒或犯罪或其他任何事情上。他提到了史黛西·希夫（Stacy Schiff）的 “女巫”，这是2015年塞勒姆审判的历史。马梅特先生总结这本书时说：“这种错觉持续了大约18个月，在那之后，由于他们无法解释，他们就干脆忘记了。就像它从未发生过。” 权威人士和专家将事情胡乱编造，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工作，这种现象是细心的读者可以认识到的。马梅特先生提供了一些鼓励。他说：“关于历史，不在于人们会改变。人不会变。但是人会死。所以新一代出现并说，是的，我明白了，那很愚蠢，我不会那样做。”
好像是为了表明不服从，马梅特先生的一只贵宾犬鲁比（Ruby）跳到沙发上，用鼻子嗅我的脸。“没礼貌！” 他喊道，“来吧，你在我的客人面前让我难堪。坐下！” 狗对他无动于衷。鲁比终于不得不服从，不情愿地去了别处。
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放着几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写的和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书，还有一本超大版的《摩西五经》（Torah，律法书）。“都在那里，” 马梅特先生指着圣书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马梅特先生说，美国富有、享有特权的有影响力的人习惯性地谩骂赋予他们特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对圣经事件的重演。他提到上帝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提供吗哪的叙述：“人们饿了，沙漠里没有东西可吃，所以上帝说，我要给他们吗哪。他们说，吗哪尝起来是什么味道？答：它的味道和你最喜欢的食物一样。他们说，不管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都不想要。于是他们又发动了一场叛乱。”
这是《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记载的删节版，但他对圣经模式的看法是正确的：繁荣，尤其是不劳而获的繁荣，往往会产生愚蠢和邪恶。“暴力革命什么时候发生？” 他问。“当事情变得太好时，它们就会发生。” 我们生活在 “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马梅特先生等我回答，但我保持沉默。“回应是：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宪法。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去学习符号学。去成为一名能量治疗师，无论如何。有人会照顾你，告诉你该怎么做。”
马梅特先生在2008年为《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撰写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不再是一个 ‘脑残的自由主义者’ 》（Why I Am No Longer a ‘Brain-Dead Liberal’ ）中宣布转向政治右翼，但在那之前他早已是一个异类。例如，他1992年的戏剧《奥莉安娜》（Oleanna）讲述了一位男性学者的生活和事业被一位精于算计的女学生以性骚扰的虚假指控所毁。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什么时候他决定了要彻底出列呢？他说：“大概20年前，我在这里的犹太教堂遇到了一个人。他说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对他的态度印象深刻。他并不尖刻或傲慢。就是那个人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人借给马梅特先生一些这些作者的书。“我对他说，‘很好，我会读的。’ 但是，我说，’当我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会不得不把他们藏起来。‘ 他说：’我不藏。‘ 这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刚才说了什么？我真的认为我那时必须向朋友们隐藏书籍吗？我那时病的多严重了？这就是（保罗）去大马色路上（人生反转）的时刻。”
（马梅特先生，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随意地使用基督教的形象，比如这里提到了使徒保罗的皈依。在《衰退期》（Recessional）中，他评论说，恰如葛培理（Billy Graham）的演讲，他 “会很高兴接受基督教传统和基督作为我的救主”，但 “我自己的宗教禁止我这样做。” 至少在这里，他顺从了大多数。）
他回忆起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在他在圣塔莫尼卡买下自己的房子后不久。这所房子过去和现在都被巨大的树篱包围着 —— 从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这座建筑。他收到了市议会的一封信，要求他将树篱修剪到一定高度，否则对树篱保持过高的罚款每一天是25,000美元。他回忆说，他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但这一事件让他相信，许多政府官员只是喜欢强迫守法的人服从武断的命令。
“我当时想：我以前见过这些人。” 他把这些人称为 “树篱（对冲）专员”，他们是他在职业生涯早期认识的戏剧评论家。“他们会在首演开幕之夜进来，昂首阔步，背对着舞台站着，看着走进来的人。人们过去常说，也许他们现在仍然这样说，评论家只是喜欢有权力来叫停这个剧本。这些剧批者会说：‘不，哈哈，我们可没有那种权力。’ 但他们确实真拥有这种权力，而且他们很喜欢这个权力。”
与许多发现自己与那些有教养的和后宗教信仰者同辈的主流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样，马梅特先生感到现代人的本性概念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地幼稚。对人类倾向的乐观看法很容易导致群体思维以及它一成不变的伴生物，即替罪羊。由于邪恶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如果它不是我们所有人固有的，它一定来自一些不受欢迎的人或团体。
这使他回到了圣经宗教。他说：“圣经从背信弃义开始，圣经中背信弃义无处不在。圣经中没有几个人是希望他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的。” “我们交换我们最喜欢的圣经现实主义。” 马梅特先生指出：“大卫和其他英雄的家谱并没有跳过 —— 事实上，他们似乎特意提到了 —— 通奸者。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人类有不可改变的缺陷。这不是消除 ‘仇恨者’ 或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思想。”
他似乎在暗示，对自己和他人不良行为倾向的深入了解，可以让您免受群体思维的影响。
觉醒记号，盲目服从公共卫生威权主义，对戏剧评论家的遵从和对专横的城市官员的遵从 —— 马梅特先生可不配合。我想起了在他1992年改编的电影《格伦加里·格伦·罗斯》（Glengarry Glen Ross）中，由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扮演的积极进取且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推销员理查德·罗马（Richard Roma）所说的台词：“我赞同容忍舆论相反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想一件事，那我就偏要是说另一面。”
本文作者巴顿·斯韦姆（Barton Swaim）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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