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必须认真寻求所需的答案，为全面的政策回应提供信息。这就是该做的。

作者：Rachel Bovard /《联邦党人》/ 2022.03.15
编译：约瑟 / 2022.03.15
发稿：2022.03.16

【编者按】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科技公司在全面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掌握了每一位互联网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经济状况、思想状态以及政治倾向。

他们以这些为资源，换取经济上的余额利润；他们也转过头来，有目的地向各个层面的消费全体定向投放经过选择的信息，以影响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更是赤裸裸地在 “230条款” 的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制定审查政策，封杀与 “进步主义” 理念对立的自由思想的表达、封杀表达自由思想的杰出人物 —— 甚至是在任的美国总统！

他们倚仗着在市场的霸主地位，无情地扼杀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形成了最大的互联网垄断集团，实际控制了人民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操纵了美国的政治。即使国会参议院多个委员会多次传唤大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到国会作证，对他们的恶劣行径予以斥责，然而他们却能阳奉阴违，继续作恶。而美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竟然无能为力！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本文作者本文作者瑞秋·博瓦德（Rachel Bovard）是《联邦党人》资深科技专栏作家，保守党伙伴关系研究所高级政策主任。她在华盛顿有超过10年的政策经验，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担任各种职务，包括在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和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的连续主持下担任参议院指导委员会（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立法主任和政策主任。她还曾担任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政策服务总监。这篇文章分析了现行体制无力解决大科技公司问题的根本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 成立国会参众两院专门委员会，对它们内部操作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制定法律，规范它们的行为，并对现有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文章较长，本刊翻译也花费了相当的精力，盼望读者仔细阅读。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夺回参众两院的主导权，盼望国会能够对大科技公司采取行动。

如果共和党人幸运的话，他们有望在秋季获得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参议院也可能出现翻转局面。然而，仅仅获得多数席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在大型科技公司的问题上，共和党人需要站出来大显身手。

他们的做法已经开始成形，”230条款“改革正在众议院酝酿，数据隐私提案正在讨论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即将提出一项法案，拆分谷歌的数字广告部门，该公司80%的收入来自该部门。

迄今为止，共和党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战略基本上只是口头上的，重点是试图让这些公司感到羞愧，从而做出更好的行为。这包括把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拖到国会小组面前，用一个又一个关于市场扭曲、出于政治动机的言论节制以及关于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的影响的例子对他们进行指责。

但这些首席执行官们太过光鲜优雅，这样做用处不大，而且他们都接受过训练，会以谄媚的姿态提供非实质性的回答。他们用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回答尖锐的问题，声称自己无知，承诺后续跟进，但从不兑现，并对着委员会的讲台温和地微笑，什么也不说。

为什么单纯的羞辱不起作用？

正如我们几年来所了解到的，羞辱这些公司并没有真正的效果。没有一家公司在听证会后进行过重大政策修正。相反，他们已经在原来的政策上加倍下注。

这是因为这些公司羞辱无动于衷。事实上，硅谷为他们自己对保守派和左派的言论施加的双重标准感到自豪。他们禁止像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那样的用户，并将自己不赞同的政治言论称为 “危险的错误信息”，从而形成叙事框架。他们对这一切充满了自以为是的道德狂热，看看他们在Covid-19封锁期间的表现就知道了。

呼吁提高透明度，以暴露这些公司执行其条款的主观性，基本上是一种无效的方法。改变大型科技公司行为的唯一方法是改变法律（或者，在反垄断的情况下，确保法律能够适当执行）。大型科技公司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逃避法律责任，滥用司法对现有法律的扭曲，利用不够严厉的反垄断执法，买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面对那些具有空前能力、大规模扭曲我们的市场、我们的言论和我们的信息收集的公司，一个不准备积极维护自己的共和党不配得到我们的选票。

为大型科技公司设立特别委员会

对立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并不意味着委员会听证会应该被完全抛到一边。除了起草和拟定立法，共和党对众议院特定委员会的控制也让共和党有充足的机会去做委员会听证会的目的：进行调查，并在比以往更细致的层面上要求信息和问责。但大型科技公司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跨司法管辖区的，这意味着委员会的行动往往会变得孤立、重复和表演性的。

然而，一个专门的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专门委员会是为特殊调查目的而成立的。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熟悉众议院民主党于1月6日成立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调查2021年1月6日的事件。（该委员会的调查是片面的，有缺陷的，他们将事件与向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等 “对民主的危险威胁” 发出传票捆绑在一起，但那是另一回事。）

但以前也有过专门委员会。共和党人组成了一个小组来调查班加西事件。在此之前，调查伊朗门事件建立了一个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合起来的两院制形式的的特别委员会。

遵循1月6日事件的先例

”1月6日的专门委员会“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力的专门委员会。在众议院的使用权力来强制要求电信公司提供私人电话记录、短信和电子邮件，并对甚至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公民发出各种形式的传票时，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为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做的事情奠定了深远的先例。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甚至开创了由议长决定反对党的哪些成员任职的先例。

对于大型科技公司来说，这一现已确立的先例不应被忽视。对于国会就科技政策采取行动，人们经常抱怨的是国会议员“了解的不够多”。一个专门委员会 —— 特别是一个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建立的委员会，如果共和党人选择的话，这两个委员会是两党合作的，它拥有资源，可以雇佣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以及调查顾问 —— 这可以提供详细审查，以及委员会成员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的机会。

专门委员会还解决了困扰现有的委员会结构的地盘之争和管辖权之争，因为它要解决一个多维度的问题。一个由在技术和调查方面都有专长的人组成的跨学科调查，不太可能受到竞争的困扰。包括委员会顾问在内的专家团队也将克服在复杂问题上的学习过程，以更长期的形式和苏格拉底式的方式解开大多数的疑问。

从科技公司与中国的关联、内容审核决策的详细过程、科技公司资助的事实核查员错综复杂的网络，到第三方数据的无法无天的市场，一个专门委员会可以涵盖所有这些问题，要求提供证词、文件、电子邮件，以充分了解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如何重塑我们的隐私、市场、话语、政治和心理健康的。

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什么

以下只是国会专门委员会应该关注的几个主题：

向中层内容经理询问审查的问题，而不是向首席执行官或团队领导询问。如果共和党人真的想了解这些公司的言论压制是如何运作的，他们需要与实施者交谈。在2020年大选前的几周，正是这些人决定禁止一篇批评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文章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传播的人。这还包括负责执行谷歌黑名单的团队，操纵禁止国会成员发声的黑影，让人口走私者使用 Facebook 来帮助利用糟糕的美国边境执法，以及决定何时呼吁公开的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好行为。

做出这些决定的员工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词和相关文件，将阐明这些基本上不透明的过程，很少有实质性的公开解释。这些员工可以解释规则（或缺乏规则）、决策树，详细说明叙事构架和控制的行动。

重要的是，国会必须设法弄清楚这些行动是否与竞争对手进行了协调。国会还应考虑传唤这两家公司的首席多样性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提供文件和证词，以了解人力资源和内部要求如何影响外部内容审核实践的。

要求首席执行官定期在国会露面，并让每个首席执行官亲自负责文件的披露。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训练成在听证会上毫无用处，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摆脱困境。

以前的听证会之所以无效，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的零星性质。委员会成员们来了，提出了合理的担忧，并得到了尽职尽责的承诺，但最终总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行动。六个月后，这个问题被遗忘了。每月举行一次听证会，将确保首席执行官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具体问题负责。

这也需要更诚实的回答。在2018年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被问及谷歌是否手动干预了搜索结果。他否认了。不久之后，谷歌前工程师迈克·瓦克（Mike Wacker）揭露了谷歌内部黑名单的工作原理，并戳破了皮查伊的谎言。定期举行的听证会将允许皮查伊采取有力的后续行动，向国会解释并证明他的重大虚假陈述是正确的。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也应该亲自负责及时提交委员会传唤的文件。大型科技平台因在诉讼中缓慢的披露信息而臭名昭著，以至于美国一名地区法官最近敦促起诉 Facebook 的原告对该公司及其律师提出制裁，因为他们在案件的披露阶段拖延时间，称 Facebook 的借口 “令人震惊” 和 “荒谬”。让首席执行官个人承担责任（可能会被国会以藐视法庭的罪名起诉），将会推动这一进程。

传唤与 “事实核查” 组织有关的电子邮件和文件。如今，大型科技公司因对用户和帖子进行 “事实核查” 而臭名昭著，这些核查来自于它们所付费的第三方机构，或者突然冒出来的组织。科技公司付钱给老牌新闻机构和其他媒体，让他们核实用户的帖子，但这个过程很模糊，定义也很模糊。此外，正如《联邦党人》在2020年发现的那样，一些事实核查机构是由科技巨头提供资金的，而且还有与中国有关的额外资金来源。

还应该对 “仇恨言论” 的认定提出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外包给 ”南方政策法律中心“（Southern Policy Law Center）等左翼雇佣文人组织。自2010年以来，SPLC 已经因为 ”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等保守团体对婚姻的传统信仰，将它们指定为 “仇恨团体”。

如果科技巨头将压制言论的工作外包给外部机构，尤其是公开的政治团体，或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团体，那么国会应该设法了解这些组织之间的资金和沟通安排，并考虑 ”230条款“ 对明显不是 “用户生成”的内容是否有必要提供保护。

获取科技公司与中国关系的详细答案（和文件）。众所周知，大型科技公司都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以苹果为例，他们也愿意放弃民主规范的每一个原则或标准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这些公司的公共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正如苹果公司所同意的那样，进入北京的代价向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物质援助，那么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有关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律时，必须将这一点纳入其基准线，特别是那些管理这些公司获得政府合同和美国公民详细数据的法律。

例如，谷歌声称它可以帮助美国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谷歌也在北京开设了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国会应该看到细节。

哪些公司向中国展示了他们的源代码？(至少，微软在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这么做的。) 这些公司目前与中方达成的协议有哪些细节？这些公司在中国有分支研究机构吗？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同意让中国拥有哪些访问权限？美国用户的数据是否存储在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访问这些数据？内部邮件、深入调查和取证是回答这些紧迫问题的唯一途径。

获取公司对用户行为的内部研究资料，包括公司了解他们的哪些产品对用户有危害以及产品使用户上瘾的程度。去年年底，Facebook 的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向国会提交了大量文件，详细说明了该公司对其产品如何危害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了解。豪根是一个有着糟糕政策理念的民主党政工，应该被忽视。但她提供的文件是有价值的，这个问题值得国会进一步审查。

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使人上瘾。你对他们的产品回访越多，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赚的钱就越多 —— 通过向你展示广告，以及当你在那里停留时科技公司收集你行为的详细数据。

此外，大型科技公司无处不在。不管父母怎么说，孩子们几乎可以随时接触到世界各地的网络世界。学校代表家长同意，并为学生开设了chromebook 和 YouTube 账户。大型科技公司向孩子们展示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最大限度地让产品接触到孩子们，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用户行为、算法操纵、以及大型科技公司如何最大限度地重塑我们的大脑以获取利润的内部研究也是如此。随着数字世界不可避免地与模拟世界纠缠在一起，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避开这些平台，特别是在它们影响我们与经济互动的方式时。仅这一事实就应该使国会普遍关注这些公司可能如何重塑我们的心理。

20世纪90年代初，对万宝路公司（Marlboro）内部文件的调查显示，烟草公司以儿童为目标，并合谋隐瞒具有破坏性的证据，后来一家联邦法院宣布这是敲诈勒索。如果大型科技公司所做的混淆工作只有烟草公司的一半，那么这就存在必须得到解决巨大的公共政策衍生问题。

发现并揭示大型科技公司是如何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资金，利用这些非营利组织进行支持科技的游说，并向大学提供资金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其在华盛顿的巨大游说力量而臭名昭著，在华盛顿，这些公司的支出经常超过国防工业综合体，它们试图操纵旨在管理它们的政策。但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大型科技公司、机构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学者们的幕后的影响。

大型科技公司发放的资金遍布华盛顿各个角落，向所谓的无党派智库、学术机构和大学提供六位数的捐款，其中许多人在国会作证时都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至少，所有国会委员会都应该开始要求证人详细说明他们从所有公司实体，包括科技公司获得的年度资金数额。

审查大型科技公司收购竞争对手的策略。Facebook 对新生竞争对手采取的是 “复制、收购和消灭” 的策略，这是出了名的。美国司法部和州总检察长正在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其通过排他性合同和捆绑销售以及在数字广告市场实施反竞争行为。反垄断诉讼是一回事，但当国会寻求对市场的监管时，他们需要有关这些公司的内部审议的答案，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公司似乎是在寻求掠夺性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单纯的 “强大竞争力” 。

国会应传唤与并购战略相关的文件、电子邮件和证词。他们还应该寻找所有能说明这些公司是否为较小的竞争者设置了壁垒，阻碍它们进入的证据；检查网络效应是如何巩固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从而损害容易进入的市场；并审查数据垄断是否以及如何排除有意义的竞争。

如果国会想要保护和促进一个有利于消费者，并为小型竞争对手提供平等的机会的市场，那么了解当前市场的运作方式就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

描绘出科技公司利用用户数据的确切情况。科技公司是数据公司。他们提供 “免费” 服务，以换取极其详细的用户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为未来的广告和产品设计提供信息，并可以重新包装，出售给数据经纪公司（或政府）以获取利润。美国目前没有联邦数字隐私法，也没有联邦法律管理私人用户数据的交换，或任何保护交换中的用户的法律。

这是政策中比较复杂的领域之一，也是一个科技公司更愿意掩盖的领域 —— 毕竟，这是他们赚钱的方式。他们没有动力与国会就这些他们关起门来做的事进行沟通。这就是一个专门委员会必须强制获取这些答案的详细细节的原因，这将为详细和有效的政策提供信息。

揭露大型科技公司在监视和情报收集方面协助美国和外国政府的频率。科技公司有很多特点，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数字和通信监控公司。世界各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利用这种力量。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透露，美国科技公司与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合作的详情，让该机构从平台用户那里获取语音录音、电子邮件、照片和其他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最近，拜登政府毫不避讳地要求科技巨头提供与 “错误信息” 传播有关的详细记录，包括这些言论的性质和宣传它的用户。

这些公司向情报机构提供信息的频率和类型应该是国会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且应该为这些公司被要求与用户分享和披露的内容提供政策参数。这些公司与外国政府合作的方式也是如此，特别是如果它们帮助这些政府镇压任何种族群体的话。

现在轮到人民来决定了

美国一直颂扬使我们在推动全球的技术革命中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创新。但是，当创新开始改变我们的市场结构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本质时，我们的自治政府（国会，而不是官僚机构）总是会介入制定规则。

我们想要统治新兴技术，而不是让它统治我们。对于大型科技公司，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国会必须认真寻求所需的答案，为全面的政策回应提供信息。共和党人应该带头。

原文链接：https://thefederalist.com/2022/03/15/heres-what-republicans-need-to-do-to-truly-take-on-bi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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