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ael Rectenwald
来源:希尔斯代尔学院 “印记” 网站 / 2021.12
编译:Juan / 2022.01.10
发稿:2022.01.11
(题图: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编者按:本文作者所描绘和分析的 “大重置“ 计划和愿景,把我们带到了奥维尔的《1984》那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少数精英操控民众的身心灵魂,个人只有服从,没有选择,只有背叛,没有信任的人被异化的噩梦当中。又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第十一章,天下人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到各地“。只是大重置计划,不是天下人商量的结果,而是少数精英炮制出来的计谋,目的是要手眼通天,自立为神。
新冠从爆发到今天已经整整两年。我们亲眼目睹政府和大公司在这场人人自危的全球大流行病中,欢天喜地地赚得满盆满钵,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对社会实现了越来越多的控制,也越来越有能力强迫民众服从。从文中我们还了解到,大重置计划早在新冠爆发之前,就已经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运筹帷幄,等新冠一开始就稳扎稳打地在侵犯人权和神权的道路上步步逼进,决胜千里。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已久的阴谋(虽然作者没有用阴谋论解释大重置,我们依然认为用“阴谋“一词来定义这个邪恶的计划是恰当的)。 面对这样一群强大和精明的阴谋家,上帝和人类有多少胜算呢?人类需要真正的觉醒,看穿披着华丽外衣,口口声声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公正的权力 “恶魔“ 的真相,战胜弱化我们的恐惧,用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对他们说“不“,拼死一搏,并相信,这场战役不仅是人类的,也是永恒上帝的。
本文作者迈克尔·雷滕瓦尔德(Michael Rectenwald)是《美国学者杂志》的首席学术官。他拥有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文学学士学位、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文学硕士学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他是众多书籍的作者,包括19世纪英国世俗主义:科学、宗教和文学;谷歌群岛;觉醒的背后和思想犯罪。
以下内容摘自2021年11月7日在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举行的 “ ‘大重置’建设性替代方案中心会议”(Center for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s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Reset.”) 上的演讲。
“大重置”(the Great Reset) 是一种幻想 一个庞大的左翼阴谋,以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单一世界政府的阴谋论吗?答案是:不是的。尽管事实上有些人可能基于某些原因编造了阴谋论—— 但是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 —— “大重置” 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就在去年,著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与联合创始人、《每月晴雨表月刊》的主要作者蒂埃里·马勒雷(Thierry Malleret)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冠病毒: 大重置》(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们将 “大重置” 定义为一种解决据称是因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 “资本主义弱点” 的手段。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是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组成的组织,每年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举行会议。
但 “大重置” 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71年世界经济论坛(WEF)成立之初,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European Management Forum)。同年,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出身的施瓦布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机械工程中的现代企业管理》(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正是在这本书中,施瓦布首次引入了后来被他称为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的概念,认为 “现代企业的管理必须不仅服务于股东,而且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从那以后,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在推广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的理念。他们可以因为利益相关者和公私伙伴关系的言论和政策而受到世界各地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治理机构的欢迎。
十多年前,随着美国城市研究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于2010年出版了《大重置》(The Great Reset)一书,“大重置” 一词才开始广泛流传。弗罗里达的这本书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撰写的,他认为,2008年经济崩盘是一系列 “大重置” 最新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 ”大重置“ 包括了1870 年代的长期萧条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将其定义为转变模式的系统性创新时期。
在弗罗里达的这本书出版四年后,施瓦布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宣布:“今年我们想在达沃斯做的是……就是按下重置按钮”—— 随后,重置按钮的图像就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站上。
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了两场活动,这两场活动成为了当前 “大重置” 计划的主要灵感来源,当然,也为阴谋论者提供了新材料。(不要因为后者而责怪我 —— 我所做的只是把历史事实联系起来。)
2018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 “CLADE X”的全国性大流行病应对模拟活动。具体来说,演习模拟了一种人类副流感病毒的新毒株的爆发,该毒株带有尼帕(Nipah)病毒的遗传元素,名为 CLADE X。模拟演习结束时有一则新闻报道称,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面对 CLADE X,“专家告诉我们,最终美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全世界将有9亿多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12%。” 显然,全球大流行病的爆发已经部署好了。
2019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开展了另一项大流行演习 “201事件”(Event 201),模拟了国际社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反应。这是在中国新冠疫情成为新闻的两个月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大流行的5个月前,它与未来的新冠疫情的情景非常相似,包括纳入了 “无症状传播” 的概念。
CLADE X 和 “201事件” 模拟预测了实际COVID危机的几乎每一种可能性,最显著的是政府、卫生机构、媒体、科技公司和公众人士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及其影响包括全球封锁、企业和行业的崩溃、采用生物识别监视技术、强调社交媒体审查以打击 “错误信息”、“权威来源” 的社会和传统媒体泛滥、广泛的骚乱和大规模失业。
“大重置” 除了被宣传为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之外,也被宣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重置全球操作系统以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We Need to Reset the Global Operat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论文。2019年6月13日,世界经济论坛与联合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伙伴关系,推进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久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 “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2030年议程战略伙伴关系框架”(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Forum Strategic Partnership Framework for the 2030 Agenda) 承诺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提供资金,并承诺世界经济论坛将帮助联合国 “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为 ”数据化治理“ 提供资产和专业知识。
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第50届年会上宣布正式启动 “大重置”,一个月后,施瓦布和马勒雷出版了关于新冠病毒与 ”大重置“ 的书。这本书宣称,新冠病毒是一个 “可以抓住的机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前所未有的机会,重新构想我们的世界”;“必须抓住这一时刻,利用这一独特的机会之窗”;以及“对于那些有幸在 ‘天然’ 抗击大流行病的行业中发现自己的人来说” —— 想想像苹果、谷歌、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 —— “这场危机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在大多数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它甚至是一个盈利机会的来源。”
“大重置”旨在引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混合物 —— 施瓦布的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 我称之为 “企业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意大利哲学家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称之为 “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简而言之,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涉及的是企业的行为修正,其目的不是为了让股东受益,而是让利益相关者受益 —— 即从公司行为中获益或损失的个人和群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仅需要企业应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作出反应,“还需要重新思考(企业)对其生态系统中已经脆弱的社区的承诺”。这是 “大重置” 的 “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方面。为了遵守这一规则,政府、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数将 “未觉醒” 的公司和企业挤出市场。ESG指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用评分,用于将生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那些“不觉醒” 或 “不合规” 的人手中夺走。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众多强有力的 “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黑石公司(BlackRock, Inc.)坚定地支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在2021年一封致首席执行官们的信中,黑石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宣称,“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可持续指数投资的创建使得资本大幅加速流向那些准备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的公司。” 芬克写道,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速了资金流向可持续投资:
我们一直相信,作为贵公司的股东,我们的客户将受益于您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持久、可持续的价值. . .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将投资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公司,我们看到的结构性转变将进一步加快。由于这将对资本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每个管理团队和董事会都需要考虑这将如何影响他们公司的股票。
芬克的信不仅仅是给首席执行官们的一份报告。这是一种暗含的威胁:要么 “觉醒”,要么完蛋。
在施瓦布和马勒雷最近出版的关于 “大重置” 的书中,他们提出了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与 “新自由主义” 的对立,并将后者定义为 “思想和政策的主体……竞争胜过团结,创造性破坏胜过政府干预,经济增长胜过社会福利。” 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 指的是自由企业制度。为了反对这种体制,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要求企业与国家合作,并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大重置” 的支持者认为 “新自由主义” 要为我们的经济困境负责。但事实上,政府对行业和行业内参与者的偏袒 —— 过去被称为社团主义或经济法西斯主义 —— 才是施瓦布和他的盟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谴责的真正根源。
虽然获得接纳的公司不一定都是垄断企业,但 “大重置” 的趋势是朝着垄断的方向发展 —— 把对生产和分销的控制权赋予尽可能少的受青睐的公司,同时消灭被视为非必要或有害的行业和生产商。施瓦布写道,为了实现这一重置,“从美国到中国,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 “大重置”,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一种两级经济,上层是有利润丰厚的垄断企业和国家,下层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
几十年前,中国对营利性经济部门的依赖日益增长,中国共产党已无法再可信地否认这一点,领导层批准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口号来描述中国的经济体制。这个模式是邓小平提出并策划的,目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为中国共产党对营利性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经济的私有化只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暂时阶段,如果有必要,可能长达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引入得太早,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助推器。
脱掉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装,中国的制度相当于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前苏联与当代中国的区别在于,当社会主义经济明显失败时,前者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伪装,而后者却没有。
“大重置” 代表了中国制度在西方的发展,但却是反向的。中国的政治阶级开始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后引入私有的营利性生产,而西方则开始于资本主义,现在正在实施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这种中国式的体制,一方面包括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政府用来控制人口的那种专制措施。
施瓦布和马勒雷写道,如果说 “欧洲和美国过去的五个世纪” 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 “严重的危机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权力。”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COVID-19大流行没有任何理由不同。”
西方政府采取的严厉的封锁措施,成功地实现了世界经济论坛中企业社会主义者梦想的目标 —— 首先,摧毁小企业,为受国家青睐的企业垄断者消除竞争对手。根据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数据,仅在美国,就有数百万小企业因封锁而关门。Yelp的数据显示,现在关闭的网站中有60%是永久关闭的。与此同时,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公司也享受了创纪录的收益。
推动 “大重置” 议程的其他进展包括不受限制的移民、对合法越境的旅行限制、美联储不受限制的印钞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税收增加、对国家的依赖增加、供应链断裂、强制性疫苗导致的限制和失业,以及个人碳排放限额的前景。
这些政策反映了 “大重置” 的 “公平” 方面 —— 相对于世界上较贫穷地区人民而言,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民处于富裕的经济地位,公平要求降低他们的经济地位。“觉醒主义” 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富感到内疚,而精英们的目标是将其向下重置:人们注意到,精英们把自己排除在外,他们需要富有,以便每年乘坐私人飞机前往达沃斯。
“大重置” 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与它的治理和地缘政治模式有重叠之处:国家和受青睐的企业以公私伙伴关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治理控制。这种企业和国家的混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政府的组成部分不承担责任。
治理不仅日益私有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司被授权作为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的主要补充。因此,通过增加庞大的企业资产,国家得到了延伸、增强和扩充。因此,公司就变成了我所说的 “政府机构” —— 换句话说,私人组织就变成了国家机器,没有义务对讨厌的选民负责。由于这些公司是跨国公司,国家本质上就变成了全球主义者,不管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是否正式成立。
似乎经济和政府重置还不够戏剧化,技术重置读起来就像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它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简称为4-IR)为基础,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机械革命、电气革命和数字革命。4-IR标志着现有和新兴领域的融合,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可以预见的结果将是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这对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本体论,包括人类的定义,提出了挑战。
这并不是什么原创的东西,像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这样的超人类主义者和奇点主义者(技术奇点的预言者)很久以前就预测了这些和其他革命性的发展。全球主义者对4-IR愿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试图将其与 “大重置” 相结合。
如果已经存在的4-IR发展是未来的迹象,那么它宣称的将有助于人类幸福的说法就是谎言。这些发展包括向用户提供指定新闻和广告、下调或排除被禁内容的互联网算法;审查社交媒体内容、将 “危险的” 个人和组织送入数字集中营的算法;基于搜索引擎输入的 “关键字搜索令”(编者注:Keyword Warrants, 迫使搜索引擎公司公布搜索过特定短语的用户数据);跟踪和追踪COVID违规行为并向警方报告违规者的应用程序;配备扫描仪,可以识别并抓捕未接种疫苗的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机器人警察;在智能城市中,居民是数字实体,可以被监控、监视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收集、整理、存储,并与数字身份和社会信用评分联系在一起。
简而言之,4-IR技术将人类置于一种技术管理之下,使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看起来像孩子的游戏。施瓦布甚至对那些旨在将人类大脑直接连接到云端,以便对我们的思想和记忆进行 “数据挖掘” 的发展而欢呼。如果成功,这将构成对决策的技术控制,威胁到人类的自主权,并破坏自由意志。
4-IR旨在加速人类和机器的融合,从而创造一个包括遗传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都被共享的世界,每个行动、思想和动机都被了解、被预测,甚至可能被排除。除非把4-IR从企业社会主义技术官僚手中拿走,否则它最终将导致一个虚拟的、无法逃脱的身体和心灵的监狱。
在社会秩序方面,“大重置” 承诺了共同命运的包容。但是所谓的 “网民” 的从属关系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被剥夺,对自己和他人的高度警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孤立 —— 或者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 “有组织的孤独”。这种有组织的孤独已经体现在封锁、掩饰、社交距离和对未接种疫苗者的社会排斥中。广告委员会2020年3月的公益公告标题 —— “一起孤独” —— 完美地捕捉了这种有组织的孤独感。
在我最近的书《谷歌群岛》(Google Archipelago)中, 我说左派独裁主义实际上我所谓的 “大数据” 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运作方式,“大数据” 处于一个新生世界体系的前沿。“大数据” 是一个新兴的企业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通信、意识形态和技术手段。“大重置” 这个名字被用来形容建立这个世界体系的工程项目。
正如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预测的那样,新冠危机加速了 “大重置”。垄断企业从上面巩固了对经济的控制,而社会主义继续在社会底层的人中间迅猛发展。在与大数字、大制药公司、主流媒体、国家和国际卫生机构以及顺从的民众的合作下,迄今为止民主的西方国家 —— 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奥地利 —— 正在被转变成模仿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权。
但让我想以希望的音符作为结尾。由于 “大重置” 的目标不仅依赖于消除自由市场,还依赖于消除个人自由和自由意志,因此,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尝试一样,“大重置” 注定会最终失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像以前的那些尝试那样,留下大量破坏 —— 这就更有理由让我们现在全力以赴来反对它。
原文链接: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what-is-the-great-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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