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sh Buice / 祈福坊浸信会 / 2022.01.04
编译：Hong / 2022.01.05
发稿：2022.01.06

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之一，是在三间美南浸信会的教会担任牧师。我目前服事的教会，在亚特兰大市西区的祈福坊浸信会（Pray’s Mill Baptist Church），是我和妻子从小长大的地方。虽然我们的教会有180年的历史，而且比美南浸信会更早，但我们的会众一直与美南浸信会保持着长期归属关系。然而，近些日子我们得出结论，呆在美南浸信会对我们的发展不利，我们做出了正式分离的决定。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南浸信会内部出现了大量的过渡和变化。用 “过渡和变化“ 来描述多年来一直在幕后运作的狡猾的解构计划实在是很客气。一路走来，我们目睹了丑闻、争议和分裂。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火上浇油，然而，作为一个终身的美南浸信会成员和牧师，我认为有必要为我们教会决定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脱离美南浸信会说明我们的理由。

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不应该被看作是对以下事实的否认：有许多优秀的、有恩赐的教授在美南浸信会中服务，并且在教牧人员的培训方面做得很好。当我回顾我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日子时，我很感激许多精心培育并帮助我准备福音事工的教授们。

与教授们一起的还有许多优秀的牧师和健康的地方教会，他们多年来在这个我们称为美南浸信会的大集体中支持基督教教育和植堂，并从中受益颇丰。因此，我们可以感谢这些有恩赐的个人和教会，他们为神的荣耀牺牲了很多，成就了很多。

但是，福音派内部许多地方情况堪忧，美南浸信会也不例外。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曾经受人爱戴的美南浸信会内部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以至于与之分离成为必须。我相信这远不是个体偏好的问题。

衰退

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南浸信会的领导层开始发生变化，使这个曾经在神学上保守的教派向左转。这种左倾运动的最大催化剂无疑是对 “社会正义” 议程的接受，这导致了我们现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衰退。任何对这种衰退的否认都只是拒绝面对美南浸信会今天，昨天的情况，及其明天的发展方向。

虽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在过去4-5年里，它的步伐急剧加速。早在2018年，我作为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组成的一个小组的成员，参加关于 “社会正义” 这一问题的会议。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我很担心，但又充满希望。我没想到我们的会议和随后的《“社会正义” 与福音声明》不仅证实了在偷偷摸摸中运作的一场运动，而且会暴露出美南浸信会内部的许多人和机构对这一狡猾运动的参与。

可悲的是，美南浸信会的高层领导人继续努力坚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试图回避那些对他们在神学上投降的指控，并全力以赴地用文化上的美德信号和神学上的文字大杂烩来地捍卫他们的立场。

在这次衰退过程中，我们目睹了我们曾经信任的喉舌和机构接纳了 “社会正义” 运动的意识形态，并在他们的厅堂教室和会议场合中发出了引人注目的声音。他们打着福音的旗号走到一起，却拥抱导致混乱分裂的社会正义福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脱离正轨。这一点决不能忽视。如果不加监督，“社会正义” 议程将在被派往地方教会担任牧师的传道人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被称为 “保守主义复兴” 的时期，美南浸信会曾经为圣经的无误性打了一场战争。在宣称取得了 “圣经之战” 的胜利之后，美南浸信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曾经在神学上保守的教派在2019年伯明翰美南浸信会会议上通过了有争议的 “第9号决议”。公开倡导圣经无误的美南浸信会怎么可能同时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我们需要采用 “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 “多元交叉理论”（CRT/I）（Intersectionality，是一个用于理解由多个个人身份的组合所引起的特殊歧视和压迫的理论框架）作为福音事工的 “分析工具”？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经过公开辩论，而是通过狡猾的政治手段炮制的。

在2019年年会之后，美南浸信会2020年的年会因新冠疫情取消。2021年夏天教派在纳什维尔恢复年会，作为一个教会团体讨论事务并做出决定。会议期间，与会者多次试图呼吁教派公开放弃 CRT/I 的教义。在每个时刻，所有这些尝试都被拒绝了，代替公开拒绝 CRT/I 的具体语言，是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

人们必须问一个诚实的问题，这次美南浸信会的领导人为何会有如此公开的拒绝？过去，教派曾公开挑战迪士尼，并最终在1997年抵制了迪斯尼。人们必须问，为什么美南浸信会愿意抵制迪斯尼的福音，却不肯抵制 “社会正义” 的福音？为什么神学家、牧师和教授不愿意拒绝 CRT/I，而那些忧心忡忡的未信主的足球妈妈们却涌入学校董事会会议，要求当地学校拒绝向他们的孩子传授这种意识形态？看来，美南浸信会的领导人对当地教会的关心，远远比不上没信主的足球妈妈们对他们当地的学校的关心。

人们必须问，为什么美南浸信会愿意抵制迪斯尼的福音，却不肯抵制 “社会正义” 的福音？

在这场衰退过程中，我们还目睹了美南浸信会内部对讲坛的渐进式攻击。近年来，一场运动的重点是分离牧师在地方教会生活中的职位和功能。随着激进的风继续吹过福音派的圈子，看来为了继续保持传福音的全方位包容，美南浸信会必须允许妇女讲道，只要她们不被按立为长老。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贝丝·摩尔（Beth Moore）等流行人物的崛起，不断将这种方法论编织到美南浸信会的结构中。

这种衰退不是突然爆发的，它可以被看成是温水煮青蛙的结果。美南浸信会在圣经无误的问题上庆祝胜利，但从未真刀实枪地去解决圣经的充分性问题。结果，实用主义的慢炖导致教派接受神学错误，以便与文化挂钩，这从教派主要领导人在乔治·弗洛伊德等悲剧发生后和 “黑命贵” 运动的兴起中释放的美德信号可以看出。实用主义要求你做有用有效的事情。相对于 “社会正义”，捍卫圣经正义是一条不受欢迎的窄道，在文化上是不被接受的。

请允许我在这一点上讲个一清二楚。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信念或偏好的问题。目前美南浸信会的全面衰退是其方法论和神学上的错误之一。当教派愿意取消沃尔特·迪斯尼，却不愿意取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或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两个社会正义的急先锋）时，问题就很严重了。让我来说清楚：“社会正义” 运动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但它的根源在于后现代的解构尝试，这样的辩证法如果不加以纠正，将是灾难性的。约翰·格雷沙姆·梅钦（编者注：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原普林斯顿神学院新约教授。他在普林斯顿领导了一场反对现代主义神学的保守派运动，在费城成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作为更正统的替代。）将这种神学妥协描述为 “现代人对教义的敌视”。1

当教派愿意取消沃尔特·迪斯尼，却不愿意取消德里克·贝尔或金伯利·克伦肖时，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种衰退涉及到神学层面的妥协，如 “互补主义”（男女在教会中的角色）、教会学（长老的职位和功能），以及最重要的是福音（“社会正义” 运动已经用 “受害者神学” 取代了神学 —— 导致一种新宗教的兴起）。

由于这个原因，因为这种妥协，我们这个有180年历史、比美南浸信会总会还早三年的教会，在长老们的带领下，通过100%的会众投票，带领教会离开美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已经失败了。领袖们已经妥协了。美南浸信会必须知道，地方教会不需要他们，但他们确实需要地方教会 —— 无论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

作为长老，我们决定，如果投资于一个明确在私人和公共场合拒绝各种形式的矫正的系统，那将是对我们良心的违背，也是对金钱的滥用。因此，我们不再是美南浸信会的教会，但我们是浸信会，并将继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教会和牧师合作，为神的荣耀进行宣教和神学教育的工作。

最后一根稻草

当我参加2021年在纳什维尔举行的最后一次美南浸信会年会时，埃德·利顿（Ed Litton）当选为其主席，这明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看着丹尼·阿金（Danny Akin）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领导人在推特上鼓励教派教会的与会代表在决选中投票给埃德·利顿，这很能说明问题。丹尼·阿金受托于教派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为讲坛培训牧师。他发出的信号是，埃德·利顿是美南浸信会牧师和未来牧师的正确榜样。 

在2021年6月的教派年会之后，抄袭丑闻（被称为 “讲道门”）浮出水面，进一步暴露了埃德·利顿在讲台上的失败。教派精英们不仅没有呼吁他辞职，反而似乎把 “第11条诫命“（不可以说教会的坏话）发挥到极致，不仅助他退缩，还庆祝他是一个忠实的领袖。这一点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亚当·格林威（Adam Greenway）邀请埃德·利顿向学生发表演讲时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他们没有讲道，而是设置了一个问答时段，格林威要求利顿对抄袭的指控作出回应，然后接受了他的回答并为他鼓掌。

讲台沦陷了，教会也就沦陷了。这是我和我们当地教会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拒绝与那些选举和支持不肯为自己的罪行负责的领导人的教会有关系。

讲台沦陷了，教会也就沦陷了。

就这个话题，我最后要说的是，我不想向一艘正在沉没的船扔石头。我并不觉得离开美南浸信会有什么乐趣。从逻辑上讲，当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再支持美南浸信会的神学教育机构或植堂机构（这恰恰是美南浸信会存在的根本原因）时，我们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地方，这才是合理的。

几年前，美南浸信会通过第9号决议后，我们在教会讨论留在教派里所面临的问题时，我们教会中一位睿智的老妇人站起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她说：“乔什牧师，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最终必须离开美南浸信会，那将不是我们离开了他们，而是他们离开了我们。” 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当前许多美南浸信会教会正在经历的。

我们在12月26日的会众大会上投票决定脱离美南浸信会。散会前我们为美南浸信会的诸教会和领导人祈祷。我们真诚地希望看到美南浸信会悔改并改变方向，但由于没有证据表明教派内部的领导人会改变方向，我们必须退出这艘老旧的战舰，在这场信仰的斗争中继续前进。

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牧师和 “G3事工”（福音、恩典、荣耀事工）的主席，我认为自己非常致力于对地方教会的高度重视。虽然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不得不走到这样一步：我认为我对地方教会的委身远远高于任何组织或宗派关系。无论这个组织机构或宗派在哪一点上不能坚持圣经的立场，我们都必须做出艰难的离开的决定。这样一来，我就毫无愧色地离开了美南浸信会。我曾参与美南浸信会，出席各种会议，并试图在美南浸信会的事工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现在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这个决定不是一个仓促做出的反应性决定，这个决定是为了神的荣耀和我们地方教会的健康而做出的，对此我不会道歉。

当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谈到英国浸信会成员之间的妥协时，他写下了《教会的衰退》。其中他写道：

“在那些相信圣经的人和那些准备在圣经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东西的人之间，一条鸿沟正在裂开。……房子被抢劫了，它的墙壁被挖掉了，但那躺在床上的好人太贪恋他们的热被窝，不想下楼去直面那些抢劫犯。“

司布真的话应该可以应用于目前美南浸信会内部的衰退。我们必须记住保罗在写给歌罗西的教会的信中所说的话。他写道：“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当你已经做了你力所能及的所有一切情，有时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

原文链接：https://g3min.org/why-we-are-no-longer-sbc-a-statement-by-josh-buice/

【相关阅读】本刊2020年6月18日文章及评论：《“批判性种族理论”攻陷北美最大保守派教会组织 —— 美南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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