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法官未能从2010年至2018年的685起诉讼中回避，这些诉讼涉及他们或其家族持有股份的公司。
作者：James V. Grimaldi, Coulter Jones, Joe Palazzolo /《华尔街日报》/ 2021.09.28
编译/评论：陆文禾 / 2021.09.30
发稿：2021.10.01
超过130名联邦法官因监督审查涉及他们或其家族拥有股票的公司的法庭案件，而违反了美国法律和司法道德。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自2010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的众多法官在685起诉讼案件中未能因为利益冲突来自我取消自己的资格。这些人涵盖了从林登·约翰逊（yndon Johnson）到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几乎每一位总统任命的法官。
大约三分之二的联邦地区法官披露了个人股票的持有情况，几乎每五个披露个人股票情况的法官当中就至少有一个审理了1起涉及这些股票的案件。
因为警觉到《华尔街日报》提出的违规行为，56名法官已指示法院书记员通知329起诉讼中的当事人，他们应该自行回避。这意味着可能会指派新的法官，这可能会颠覆裁决。
当法官参与此类案件时，他们对有争议的动议的裁决中，约有三分之二最后有利于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经济利益。
在纽约，法官埃德加多·拉莫斯 (Edgardo Ramos) 处理了埃克森美孚公司 (Exxon Mobil Corp.) 的一个子公司与 TIG 保险公司之间就污染索赔提起的诉讼，根据他的财务披露表，他持有埃克森美孚15,001至50,000 美元的股票。他接受了仲裁小组的意见，即 TIG 应向埃克森美孚支付2500万美元，并在账单上增加 800 万美元的利息。
在科罗拉多，法官刘易斯·巴布科克 (Lewis Babcock) 监督了一个涉及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 Corp）子公司的案件，裁决有利于此公司，而他或他的家人持有15,001至50,000美元的康卡斯特股票。
在俄亥俄的一个上诉法院，朱莉娅·史密斯·吉本斯（Julia Smith Gibbons）法官撰写了一份意见书，在商标纠纷中支持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而她的丈夫则持有这家汽车制造商的股份。根据她的披露表格，在她和其他法官组成的上诉小组中听取了辩论之后，小组作出裁决之前，她丈夫的财务顾问为他的退休账户购买了两股福特股票，每股价值高达15,000美元。
《华尔街日报》发现的数百起违反回避规定的行为都违反了美国法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应为自己的事业做法官。美国国会于1792年首次制定了该原则，以向诉讼当事人保证是法官的公正，并向公众保证法院是值得信赖的。
纽约联邦法院的一名官员说，负责监督埃克森美孚案件的拉莫斯法官并不知道他的违规行为，因为他的 “回避名单” —— 一份法官记录的不应该出现在法庭上的当事人 —— 只列出了母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而不是该子公司，其名称中包含附加词 “石油”。这位官员说，法庭冲突筛选软件依靠的是精确匹配。
一份法庭文件显示，该部门在案件开始时通知法院，它是埃克森美孚的子公司，以便拉莫斯法官 “评估可能的取消资格或回避”。
在《华尔街日报》联系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命的拉莫斯法官后，法院书记员将他的持股情况通知了与案件有关的各方。 TIG 的律师要求法院搁置他的裁决，并将案件提交给新法官，因为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袒”。埃克森美孚反对指派一名新法官，称这是 “明显的不公平、严重低效和浪费司法资源”。上诉法院已暂停听证会，直到地区法院决定该怎么做。
在康卡斯特案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对夫妇要求巴布科克法官发布命令，阻止康卡斯特进入他们的产业安装光纤电缆。安德鲁·奥康纳 (Andrew O’Connor) 和玛丽·亨利 (Mary Henry) 在法庭上代表自己，指责康卡斯特的员工欺负他们，吓坏了他们10岁的女儿，并伤害了他们的爱犬爱因斯坦，该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由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巴布科克法官裁定，这对夫妇 “不断阻止康卡斯特员工进入（专供公共管道线路的）地役权”。他将案件发回州法院，正如康卡斯特所希望的那样。
巴布科克法官在被问及回避违规时说： “我错了。” 他把错误归咎于于内部程序缺陷。他说： “感谢你帮助我按照我原应该有的方式保持警觉。” 康卡斯特发言人拒绝置评。
在州法院解决了他的案件的奥康纳先生说：“如果你是一名联邦法官，你就不应该持有个人股票。”
福特商标案的吉本斯法官是由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命到上诉法院的，她说她错误地认为她丈夫退休账户中的资产不需要她回避。她后来指示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书记员将违规行为通知双方，并说她的丈夫此后告诉他的财务顾问不要购买个股。
她说：“我为我的误会感到遗憾，但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诚实的误会。”
福特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公平公正的司法机构对我们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在这个案件里面，对福特商标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任何规定禁止法官拥有股票，但自1974年以来的联邦法律禁止法官审理涉及他们本人、他们的配偶或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拥有 “合法或衡平法利益，无论多么小” 的一方的案件。 该法律和作为联邦法院制订政策机构的美国司法会议要求法官甚至避免表像的（利益）冲突。尽管大多数诉讼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股价，但最高法院在1988年表示，该法律的目的是增强对司法机构的信任。
利益冲突规则对于州和联邦雇员以及律师、记者和公司高管来说很常见。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得 “亲自和实质性地” 参与与他们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务。
《华尔街日报》审查了2010年至2018年间大约700名自我报告持有大公司个股的联邦法官每年提交的财务披露表格，然后将这些持股与数以万计的民事案件法庭案卷进行比较。同样的冲突规则适用于刑事案件，但大公司很少受到指控。《华尔街日报》没有发现法官在其法庭上持有公司刑事被告股份的情况。
调查发现，129名联邦地区法官和两名联邦上诉法官每人至少有一个案例，其中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拥有的股票是原告或被告。
在173起案件中，联邦法官的持股超过15,000美元，在其中21起案件中的持股超过50,000美元，尽管根据法律，金额无关紧要。
《华尔街日报》发现，61名法官或其家属不仅持有作为法官法庭原告或被告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还在案件审理期间进行股票交易。
法官们对违规行为提供了多种解释。一些人指责法院书记员。一些人说他们的回避名单有拼写错误，导致利益冲突筛查软件失效。一些人指出交易导致了亏损。其他人表示，他们只有名义上的作用，例如确认和解或将案件转移到其他法院，尽管此类工作没有法律豁免。
司法会议行为准则委员会（Judicial Conference’s Committee on Codes of Conduct）本月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联邦法官的道德准则 “要求在法官有财务冲突时回避，无论法官实际参与案件的实质如何”。
针对《华尔街日报》的调查结果，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表示：“《华尔街日报》关于在案件解决或移交之前无意中没有发现冲突的情况的报告令人不安，行政办公室正在仔细审查此事。 ”
该办公室表示，联邦司法机构 “非常认真地履行其排除任何财务利益冲突的义务”，并已采取措施。例如利益冲突筛查软件和道德培训，以防止违规行为。该办公室说：“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并正在寻找改进的方法。”
领导联邦司法机构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全国大约有600名全职联邦审判法官，辅以大约460名被称为高级法官的半退休法学家，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拥有终身任命，每年在94个法院辖区主持数十万起民事和刑事案件。
从预审程序和审判到刑事认罪、判决和量刑，他们对法庭的所有要素都有全程的控制。法官对事实认定和证据裁决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中大部分可因滥用自由裁量权而被推翻，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违反1974年法律的行为几乎从未被公开过。联邦法官的财务披露不在网上公开，申请得到信息很麻烦，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信息。
如果有人要求查看他们的披露信息，法官会被告知，这对律师来说是一种抑制因素，因为他们可能担心惹恼他们经常出庭会面对的法官。
法官很少公开他们不应参与审理的案件的公司名单。当法官取消自己的案件资格时，他们通常不会透露细节。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法官仅仅因为在法庭上出庭的原告或被告的经济利益而被从联邦法官席上撤下。
《华尔街日报》分析了一个无党派的法律研究非营利组织 “自由法律项目” 的数据，计划在网上发布司法披露表格。法律专家表示，这些调查结果相当于普遍存在对 “司法利益冲突法” 的无视。
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专门研究司法行为、道德和问责制的法律教授查尔斯·盖伊（Charles Geyh）表示：孤立地看，违反回避规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疏忽，但《华尔街日报》的调查 “提出了一个更系统的问题，即法官长期忽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资格的责任“。
佐治亚州北区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美国司法会议行为准则委员会成员老提摩太·巴顿（Timothy Batten Sr. ）说，这些调查结果 “既令人惊讶又令人失望”。
他补充道：“我相信在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是疏忽和怠惰。”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巴顿法官本人拥有摩根大通公司的股份，同时他审理了涉及该银行的11起诉讼，其中大部分案件以该银行的胜诉告终。
巴顿法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我很惭愧。” 他的违规行为发生在2010年和2011年，在他2019年加入行为准则委员会之前。他说：“我不知道我在任何这些公司有利益关系，而这是一个最适度的退休账户”，并由经纪人管理。
他说：“我只是搞砸了。我对我自己造成的任何问题、不当行为或利益冲突表示遗憾。”
由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命的巴顿法官表示，他于2012年停止投资个股，并将其投资组合转移到不需要回避的共同基金，此后关闭了该账户。
《华尔街日报》分析了一些案件，以确定法官是否对有争议的动议做出裁决，例如寻求驳回或即决裁判的动议。在近700起相关案件中，有21%的法官对有争议的动议作出裁决。这些裁决在94起案件中有利于法官的经济利益，在27起案件中违背了法官的利益，在24起案件中结果喜忧参半。
在得知《华尔街日报》发现的违规行为后，裁决败诉的几个当事人已经请求任命另外的新法官重新审理他们的案件。
有几位法官误解了法律，最初说他们不必回避，因为他们的股份是由资金经理中介管理的账户持有的。
在主持涉及某公司的案件时禁止持有该公司的任何股份，即使是一股也不可以，这意味着法官必须保持警惕。1974年的法律要求法官了解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配偶和任何未成年子女的经济利益做出同样 “合理的努力”。美国司法会议要求法院使用利益冲突检查软件来帮助识别法官是否应该退出的案件。
《华尔街日报》发现，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官詹尼斯·撒马提诺（Janis Sammartino ）对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CVS健康公司（CVS Health Corp.)、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哈特福德金融服务集团（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Inc.）、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摩根大通（JPMorgan）、辉瑞（Pfizer Inc.）、公共仓储（Public Storage）、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和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的股票都做了交易，同时却在审理涉及一家或多家公司的18起诉讼。她总共审理了54起涉及其家族信托所持公司的案件。
在微软一案中，一名芝加哥男子声称这家软件巨头违反了《电话消费者保护法》，向他的手机发送了有关其 Xbox 游戏机的未经请求的短信。他于2011年提起诉讼。詹尼斯·撒马提诺法官的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在2012年两次购买了微软股票，并在2013年增加了3次购买。
原告的律师于2013年寻求将此案转为集体诉讼，涉及据称收到短信的91,708人。微软表示，它已获得发送文本的许可，但确认该文本的记录已被销毁。根据原告提交的法庭文件，如果集体诉讼获得批准，该案可能使微软损失超过4500万美元。
撒马提诺法官驳回了集体诉讼动议，也驳回了微软取消此案的动议。她裁定，法律允许原告就一项涉嫌违规行为寻求500美元的赔偿，可能增加两倍。他提出上诉，但在上诉审理之前就庭外和解了。微软发言人拒绝置评。原告的一名律师也拒绝置评。
撒马提诺法官是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命的，最初她将《华尔街日报》的问题转交给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言人威廉·克拉克拉夫特（William Cracraft）。克拉克拉夫特先生说：“她让我告诉你” 她的股票 “在一个管理人管理的账户中，所以她不认为会发生冲突。” “她不愿意和你讨论她的私人生意，因为这一切都在管理员单独管理的账户中，她认为这就足够了。”
司法会议行为准则委员会在2013年发表的意见确认，法官必须退出涉及他们即使是在基金经理管理的账户中拥有的股票的案件。
撒马提诺法官后来将冲突情况通知了法院书记员办公室，该办公室提交了一封信函，通知微软案件的当事人和《华尔街日报》确定的其他违规案件当事人。
信中说：“在案件审理期间，撒马提诺法官在案件未决时并不知道这种经济利益。” “案件处理后，此事引起了她的注意。因此，在本案中，经济利益既不影响她本人也不影响她的决定。但是，既然有经济利益就需要回避。”
对她的案件的事后审查显示，在《华尔街日报》就她的回避违规行为联系撒马提诺法官之前，她在至少10起涉及其股票列在其披露表上的公司的案件中取消了自己的资格。
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中，德克萨斯州东区的美国地区法院院长罗德尼·吉尔斯特拉普 (Rodney Gilstrap) 法官的冲突数量最多：分配给他的案件中有138起涉及他或他的妻子持有权益的公司。
吉尔斯特拉普法官表示，他认为他不需要在某些案件中回避，因为这些案件几乎不需要他采取任何行动，而在其他案件中，因为股票是为他的妻子设立的信托基金。法律伦理专家在这两方面都不能同意。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认真对待与潜在冲突/回避相关的义务，” “在我的司法生涯中，我一直努力遵守所有这些义务，我将继续这样做。”
撒马提诺法官的54个冲突是第二多原应该回避的违规行为。新泽西州的布赖恩·马蒂诺蒂（Brian Martinotti）位居第三，他处理了涉及他所投资公司的44起案件。他持有的最大股份之一是谷歌的母公司阿尔法-贝塔公司（Alphabet Inc.）。他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披露，他拥有15,001至50,000美元的阿尔法-贝塔股票。
2017年，该法官驳回了对谷歌的诉讼，此诉讼指控其 YouTube 部门的视频错误地称原告是性犯罪者，该法官裁定《通信规范法》让谷歌摆脱了困境。
奥巴马任命的马蒂诺蒂法官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在《华尔街日报》询问后，地区法院书记员通知了44起案件的当事人有关马蒂诺蒂法官持股的细节。这位书记员写道，他持有的阿尔法-贝塔股票并没有影响法官的决定，但原本需要回避。谷歌一名发言人拒绝置评。
原告努万·维拉汉迪（Nuwan Weerahandi）收到通知后，在2021年8月给法院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希望我的案件重新审理，因为法官布赖恩·R·马蒂诺蒂（Brian R. Martinotti）的违规行为，存在不公平的偏见，本应回避我的案件。”
新泽西州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弗雷达·沃尔夫森 （Freda Wolfson ）于9月2日拒绝了维拉汉迪先生的请求，称《通信规范法》禁止针对谷歌等计算机服务提出诽谤相关的索赔。
沃尔夫森法官写道：“重要的是，在做出这一纯粹的法律决定时，马蒂诺蒂法官没有进行任何会影响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一方的可信度的事实调查。”
在至少18个案例中，各法官因利益冲突而自我取消自己的资格，结果却将案件重新分配给一名也有冲突但没有回避的法官。
2015年，乔治H.W.布什总统提名的（George H.W. Bush）密歇根州的罗伯特·克莱兰法官, （Judge Robert Cleland）在一名受伤的驾驶者对保险公司 Allstate Corp. 提起的诉讼中退出，因该法官当年一直在买卖该公司的股票。此案被重新分配给同样拥有 Allstate 股份的格什温·德瑞恩（Gershwin Drain）法官。德瑞恩法官审理了此案以及其他六个涉及Allstate公司的案件，并撰写了一项裁决书，驳回了驾车者将争端提交州法院的请求。此案随后以未公开的条款庭外和解。
在面对他在42起案件中的利益冲突时，奥巴马任命的德瑞恩法官表示，他已将每件诉讼的通知添加到法院的公开案卷中。
德瑞恩法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拥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并在该公司投资而做出有利于该公司的任何裁决。” “然而，为了防止未来出现任何问题，我已采取措施审查任何新案件，如果我投资于分配给我的新案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我将立即回避。”Allstate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这名驾车者的律师拒绝置评。
频繁的回避会扰乱法院为审理案件随机抽选法官的做法，并导致可用法官人数减少。在20个联邦法院辖区，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法官在同一年拥有相同的股票。 2017年，在美国弗吉尼亚东区地区法院，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披露持有了微软股票。
在2010年至2018年的同个时间点，超过340名联邦上诉和初审法官报告了对苹果公司的持股，以及300名在微软的持股。在某个时候，大约500名法官拥有美洲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或富国银行的股票。
这些数字仅反映股票所有权，而没有反映违反回避规定的情况。然而，《华尔街日报》发现37名法官在拥有某家银行股票的同时，不正当地审理涉及该银行的案件。
艾米丽·马克斯法官（Judge Emily Marks）在她被分配审理一桩富国银行案件的两周后购买了富国银行股票，这一冲突现在有可能破坏她做出的裁决。
在这起诉讼中，阿拉巴马州若阿诺克市（Roanoke）的雅各布·斯普林格（Jacob Springer）和珍妮塔·斯普林格 （Jeanetta Springer）担任自己的律师，对富国银行取消斯普林格女士父亲的房屋的赎回权发起挑战。
在法庭文件中，他们说她生病的父亲在去世前三个月错过了抵押贷款，之后继承了他的房屋的女儿还了款。富国银行取消了赎回权，称斯普林格夫妇错过了超过80,000美元的未偿还抵押贷款约4,100美元；他们则说他们只错过了一笔695美元的付款。
美国阿拉巴马州中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任命者马克斯法官于2018年8月中旬被指派处理此案。该法官在月底购买了富国银行的股票。 9月，她采纳了地方法官的建议，驳回了斯普林格夫妇的诉讼，这一决定在上诉中得到确认。
马克斯法官拒绝置评。法院书记员告诉案件当事人，该法官已通知她拥有银行股票，并指示书记员通知当事人。书记员告诉他们，马克斯法官的股权并不影响她对此案中的裁决，但原本需要回避。
斯普林格先生说：“这太离谱了。我怎么知道她拥有富国银行的股票？”
斯普林格夫妇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在一份文件中称：“一位没有利益牵连的法官” 可能会让他们修改诉状。法院于7月为他们的诉讼指定了一名新法官。富国银行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全国94个地区法院分为12个巡回法院或区域。《华尔街日报》指出了每个区域的回避违规行为。
美国最高法院并未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范围之内。它也不包括破产法官或地方法官。
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有一半的联邦审判和上诉法官披露了2018年的最低金融资产为775,000美元，而31位报告的资产至少为1000万美元。一些法学家在私人执业的利润丰厚的职业生涯后加入了法官行列。
联邦地区法官的年薪为218,600美元，与顶级律师事务所第一年律师的收入相差无几。一些法官表示，他们的工资水平使股票投资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阿肯色州的法官苏珊·韦伯·赖特 (Susan Webber Wright) 说：“我有我的司法工资，但法律确实限制了法官为获得额外收入所能做的其他事情。” 她说她年轻时持有更多股票，并试图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一个窝。
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任命的赖特法官在拥有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和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 Inc.）股票的情况下，监督了2005年和2006年涉及这些公司的案件。在一个案件和解和另一个案件被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之前，她没有做出重大裁决。
赖特法官说：”一个法官必须保持警惕，显然我没有。”
她说，那些有很多利益冲突的法官 “要么是不小心，要么是手下的人没有尽职尽责。” 不过她补充说，法官对避免冲突负有最终责任。
佛罗里达州的唐纳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法官在被指派审理一个涉及法国电信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的案件时，持有阿尔卡特-朗讯的美国存托凭证（ADR）。他在2010年卖掉了这些美国存托凭证，一天后他批准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阿尔卡特-朗讯就该公司贿赂外国官员的指控达成的4500万美元民事和解。该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些指控。
在接到《华尔街日报》的联系后，由老布什任命的格雷厄姆法官通知了法院书记员这一违规行为。在一封公开提交给各方的信中，书记员说格雷厄姆法官的意见并不影响他的决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名律师告诉法院，该机构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阿尔卡特-朗讯目前的所有者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拒绝发表评论。
在2012年达成和解的一宗案件中，华盛顿州的本杰明·塞特尔（Benjamin Settle）法官出售了多达15,000美元的安进公司（Amgen Inc.）股票。他是在2008年卖出股票的，当时该诉讼案还处于保密状态，这使他获得了有关该公司向医生提供回扣的指控的非公开信息。2012年，这家生物技术公司因这起案件被罚款7.62亿美元。
小布什（George W. Bush）任命的塞特尔法官说，他在2007年作为新任命的联邦法官接手该案件时，并没有将他的所有持股列入回避名单。他说：“安进公司是那些被错误地遗漏的公司之一。”
塞特尔法官说，他在2008年指示他的经纪人出售他的所有股票。安进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华尔街日报》对违反回避规定的统计很可能是少算了。在密西西比州，莎莉恩·艾科克（Sharion Aycock）法官的丈夫拥有多达15,000美元的达勒通用公司（Dollar General Corp.）的股票，当时《华尔街日报》发现她审理的两个案件涉及该零售商。在被问及此事后，艾科克法官又被发现了5起涉及达勒通用公司的违规行为，并将这7起案件都通知了书记员。
《华尔街日报》发现的有违规行为的法官中，有几位具有传奇般的职业生涯，包括纽约东区美国地区法院的杰克·韦恩斯坦（Jack Weinstein）和亚瑟·斯帕特（Arthur Spatt）。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任命的韦恩斯坦法官，在他或他的家人持有美敦力公司（Medtronic PLC）或目标公司（Target Corp.）的股份时，监督了涉及这些公司的四桩案件。由前总统老布什任命的斯帕特法官有一个涉及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违规行为。斯帕特法官于2020年去世，韦恩斯坦法官于今年年初去世，两人都已任职至90多岁。
包括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在内的东区首席法官马戈·布罗迪（Margo Brodie）承认存在利益冲突，但表示法官们的 “参与程度很低，仅限于 ‘臣服行为’ (编者注：‘臣服行为’ 指以规定的方式和服从法律权威的方式进行的行为，而不考虑自己的判断或斟酌）” ，如批准和解或治安法官的意见。
布罗迪法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两位法官因其正直和公正而受到执业律师的敬重。从来没有人暗示，更没有人指责这两位法官曾经有过不恰当的行为。”
《华尔街日报》指出，科罗拉多州的一位法官布鲁克·杰克逊（R. Brooke Jackson）有36起冲突。这些案件包括苹果公司（Apple）、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礼来公司、脸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家得宝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强生公司、摩根大通、辉瑞公司和富国银行。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杰克逊法官说，他不知道自己持有哪些股票，因为这些股票是由一位基金经理管理的，而且他的妻子也为他填写了披露表格。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有利益冲突。
杰克逊法官谈到他和他妻子的投资时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它，我宁愿对它一无所知。”
当被告知根据法律他需要知道时，他说：“这对我来说是新闻。”
在后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奥巴马任命的杰克逊法官承认了他的错误。他写道：“我正在立即采取措施，向我们的书记官办公室提供我和我妻子所持有的股票和其他投资的最新清单，以便我们能够创建一个适当的冲突清单，并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
在随后写给《华尔街日报》的长达21页的信中，杰克逊法官说，他本应在36起案件中，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回避大部分案件。
他写道：“我很尴尬，我没有正确理解和应用股票所有权规则。” “被告知可能被视为违反道德的行为，即使是技术性的，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南卡罗来纳州法官大卫·诺顿（David Norton）自2012年起主持了六起石棉诉讼案，而他披露的信息显示，他持有两名被告3M公司（3M Co.）和通用电气（GE）价值95,004美元至25万美元的股票。
2015年，他审理了詹姆斯·切希尔（James Chesher）提起的一项诉讼，后者指控他在海军服役期间接触了石棉而患上了癌症。切希尔和妻子向3M、通用电气和其他大约20多家公司寻求赔偿。他们在2016年与3M和GE达成了和解。
切希尔先生于2017年去世。他的遗孀谢丽尔·安·切希尔（Cheryl Ann Chesher）从《华尔街日报》上得知法官在通用电气和3M公司的经济利益时，感到非常惊讶。
切希尔夫人说：“他应该管好自己。他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应该坚持到底。” 她补充道：“你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在为自己着想……而不是当事人。”
诺顿法官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他没有回避，因为3M和通用电气在诉讼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只是 “名义上的被告”。
他补充道：“一开始，参与这些案件的律师向我保证，根据原告律师与通用电气和3M之间已有的协议，3M和通用电气将被撤销，不参与此案。”
切希尔夫妇的律师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表示，他和他的协理律师 ”不记得曾向法官保证通用电气和3M将被撤销。“ 他说，他们 “被起诉是因为案件中的证据与他们有牵连，他们肯定不是 ‘名义上的被告’。 ” 他补充说，两家公司的律师都参与了取证。
3M公司的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它的律师都没有向法官保证过任何撤诉的问题。通用电气的一名女发言人没有回应有关该公司是否传达了这样的保证的问题。通用电气的一名律师说，她不记得这个案子了。
在被告知3M公司和原告律师的说法后，诺顿法官重申了他对此案的回忆。
在剩下的石棉案被告走向庭审之际，由老布什任命的诺顿法官发布的裁决使负有石棉责任的公司普遍受益。
在听证会上，他瞄准了这些案例背后的理论：任何接触石棉的行为都足以导致癌症。被告说，原告的专家证人不应该被允许作证，因为他无法证明，如果不是接触了石棉，这些人就很可能避免患病。诺顿法官站在了这些公司一边，裁定专家证人的证词不能提交给陪审团， “尽管它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
这项裁决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原告的律师对此进行了谴责，而经常为企业辩护的律师则将其视为常识性分析而拥护。《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抨击，称 “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法律期望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公”。
切希尔夫妇的律师克劳斯称，这一决定与石棉案件的法庭责任先例不一致。包括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在内的其他法院也采纳了诺顿法官的分析。
克劳斯说，他从未要求查看法官的财务披露表。他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到。
克劳斯说：“如果法官正在考虑他面前你的事情，却发现你一直在窥探他的财务状况，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会非常担心这会引发负面反弹，影响我客户在法庭上的权利。”
据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Four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首席法官说，诺顿法官还违反了一项道德规则，他在一场政府没收物资拍卖会上购买了一盒袖扣，这盒袖口原属于早些时候因庞氏骗局被他判入狱的一名男子。
首席法官罗杰·格雷戈里（Roger Gregory）在2017年写道：“法官的购买行为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当行为的表像。” 尽管这并不影响判决，但他没有指明购买袖扣的人。
格雷戈里法官援引这位未透露姓名的法官的话说，他试图 “遵守所有的道德规则，并参加由行政办公室准备的每年一次的道德测试”，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拍卖可能会造成不正当的表现。
诺顿法官在另一份文件中证实了他购买了这些袖扣，他告诉第四巡回法院：“既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行为不会再重复了。”
Ava Sasani和Lisa Schwartz对本文有贡献。Art Lien为《华尔街日报》绘制插图
本刊评论员陆文禾评论：
本文很长，本文对于所有关心美国国本和美国现状的中国人都大有裨益。务请读者读完。我们对本文作者因其认真详尽表示敬意。
文章向我们展示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法官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可以说这是美国司法腐败的又一个明证。与此同时，我对美国这个法治社会的存在因为新闻媒体的对此事的公正报道恢复一点信心。 这样高质量的文章，中国人很少写得出来。只是我对这篇文章的顺序有一点疑惑，因为作者并没有把违规最多的放在最前面讨论。
本文作者对整体情况做出概括之后前后用十五个个案详细分析。分别是：
- 纽约的联邦法官埃德加多·拉莫斯 (Judge Edgardo Ramos)，
- 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刘易斯·巴布科克 (Judge Lewis Babcock)，
- 俄亥俄州上诉法院联邦法官朱莉娅·史密斯·吉本斯 (Judge Julia Smith Gibbons)
- 佐治亚州北区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美国司法会议行为准则委员会成员老提摩太·巴顿（Chief Judge Timothy Batten Sr. ）
- 加利福尼亚州詹尼斯·撒马提诺法官（Judge Sammartino）
- 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院长罗德尼·吉尔斯特拉普法官 (JudgeRodney Gilstrap)
- 新泽西州的布赖恩·马蒂诺蒂法官（Judge Brian Martinotti）
- 密歇根州的格什温·德瑞恩法官, （Judge Gershwin Drain）
- 阿拉巴马州的艾米丽·马克斯法官（Judge Emily Marks）
- 阿肯色州的苏珊·韦伯·赖特 法官(Judge Susan Webber Wright)
- 佛罗里达州的唐纳德·格雷厄姆法官（Judge Donald Graham）
- 华盛顿州的本杰明·塞特尔（Judge Benjamin Settle）
- 密西西比州，莎莉恩·艾科克法官（Judge Sharion Aycock）
- 科罗拉多州的法官布鲁克·杰克逊（Judge R. Brooke Jackson）
- 南卡罗来纳州大卫·诺顿法官（Judge David Norton）
作者一点不客气，对犯规的联邦法官直接指名道姓，对每一个公案，详细陈述，说明原委。大家都知道联邦法官是需要总统的提名，位置崇高。可见本文作者对于这个题目之郑重其事，我们认为也确实应该如此。《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良莠不齐，好多篇都是吊儿郎当，但是本篇不在此列。 因为本篇牵涉到了美国立国之本 —— 司法公正。
本篇主要意旨就是重申美国法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应为自己的事业做法官。我们大家都熟知的conflict of interests(利益冲突)必须在法庭避免，一有冲突就加以回避。 我们在本篇文章中看到这一精神自1792年建立以来得到了美国朝野的认可。只是最近执行状况越来越不如人意，《华尔街日报》重炮轰击，详细列出，重申正题，点名批判，期以引起警惕，德莫大焉！
这十五个案件各有其特点，共性是法官在审案之时，都在和案件有关的一方有经济上的连带，这种连带各式各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法官马上就认错，有的辩解一番，但大多数还是明事理，知道自己错了，马上通知了案件有关各方，还有些就自我回避了。我们看到了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只要财务相干， 看起来就不公正了。 美国的制度是不去证明究竟公正不公正，只要看起来本案和本人的财务有关联，就需要回避。也就是以不粘锅为前提。 这个不粘锅的标准和原来台湾的马英九的做法一致， 应该是个人最高的标准，因为只要粘的上，就讲不清楚了。马英九靠的是自觉，而美国则是作为制度定了下来，是把马英九的个人自觉的最高标准作为美国的普遍制度强制来实行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利益回避的准则正是中国传统所无，也是大陆人所很少想得到的，因此正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分析之所在。
我们倒过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回避的条例，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样我们就会看到法官常常会陷入了两种状况的困境。第一种状况是，法官在利益冲突的状况下，既不回避，更是以权谋私，将案子判的对自己的利益有利，偏向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自己。这就在《圣经-十诫》中违反第十条。这样一来法律就对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失去了公正，社会的公义就付诸东流，这是今天中国的状况，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光景。这个结果就是消减了公义，使得社会的风气恶化，使得弱者抱怨社会的不公，会用其他的方式，不排除暴力的方式来推翻社会的不公义，从而殃及那些秉持公义的人们。
还有一种状况是法官判定不利于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并不很多，但是有时会非常的残酷。比如一位法官必须审判自己的父亲偷东西。如果不能够回避而主持公义判了自己父亲有罪，则就不孝；若要孝了，就不能主持公义。中国的古时确有此例。中国的儒家的解决办法是，司法部长不得不裁决父亲的偷盗案，这位部长先判自己的父亲无罪，然后自己自杀，以谢君王，如此做到忠孝两全。
我们看到这又有多么的残酷！而这两种状况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两种状况都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罗马书1：29】
因此在利益冲突时，回避实在是最好的既维持公义、又不伤文明的举措，是西式的司法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司法操作。
最后，我们要特别批判 “大义灭亲”、“大义灭友” 的毒念。因为神不喜悦“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罗马书1：31】人。
亲情是西方文明特别维护的所在，回避就是为了维护这个 “亲”。 反之，共产党提倡 “大义灭亲”， 就是以 “大义” 为名，而 “灭亲”，我们说“文化大革命” 灭绝人性，就是共产党鼓励和逼迫 “大义灭亲”，也就是共产党主动地要人 “灭亲” 要陷人于不孝，要 “灭友” 而陷人于不义，而国人不知其毒而不悟。 西方的利益冲突回避的架构，既主持了公义又维护了亲情和友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远远超出中国今天仍然处于的非现代化思维和非现代化状态的。国人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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