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到瘟疫，政治化和傲慢态度已经使得科研机构和原来应该遵循的科学原则和科学方法脱钩了。
作者：Tunku Varadarajan /《华尔街日报》/ 2021.07.23
编译/评论：陆文禾 / 2021.07.24
发稿：2021.07.30
（题图： 英国科学家麦特·瑞德利爵士）
科学二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俗语，拜登大选前六天在推特上说：“我相信科学。但是唐纳德·川普不相信，朋友们，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相信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英国科学作家麦特·瑞德利（Matt Ridley）在 “科学原则” 和 “科学机构” 之间画了一条分割线。前者来自启蒙时代，如麦特·瑞德利来所说，以理性和客观推导为圭皋。后者则像所有的人间单位一样游移不定，常远远达不到既定之原则。麦特·瑞德利说新冠病毒瘟疫 “使得科学原则和科学机构之间的脱钩进入了需要救援的危急状态。”
麦特·瑞德利先生，63岁，自称为 “一个科学批评员，实际上这个行当并不存在”。他把他的行当比作一个艺术批评家，而说其他的科学作家都只是 “在一旁喝彩的”。
这有些清高的态度看起来倒是像英国逐代遗传的贵族子弟该有的。作为第五代的瑞德利子爵，他是英国贵族院的成员。他的爵位是在苏格兰南面不远的诺森伯兰郡（Northumland）祖传的。他在英国国会开会休会的时候通过zoom和我联络。据他说现在英国国会开会也用zoom。
他在牛津40年前研究野鸡交配的规律。他的研究工作令他常常要蹲在荒野的杂草里来看看这些令人大感兴趣的鸟为何不像其他同样令人大感兴趣的鸟类，而是多配偶的。
他和加拿大分子生物学家艾莉娜·陈（Alina Chan）合著了一本书，将要在十一月份出版，书名为《病毒：寻找新冠病毒之源》(Viral: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Covid-19)。这本书多半会让两位作者在中国不受欢迎。 瑞德利先生在写书的时候发现，中国科学家太明显不能够自由地解释他们对蝙蝠病毒做的工作。 这些工作不得不由外来人比如他和陈女士去“挖“出来。 中国官方下令所有科学家须将有关病毒的所有材料送交上级以求政府批准。批准之后其他的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科学家才能够看到。“在致命的瘟疫已经夺取几百万人生命之后还要这样做，令人震惊。”
瑞德利先生说有关新冠病毒源头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主流科学机构以外的人们来关注的。主流内的人们不光对此令人失望地没有好奇心，而且想把这种探求阻断，“以保护科学的名誉”。这种不愿意探求的最为明显的的原因是：”如果新冠病毒是从一个实验室里面泄露的，尤其是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培养的，那么科学就把自己装了进去。“
其他的因素也有作用。科学家和其他精英一样对于种族主义的指控很敏感，共产党就利用这种敏感来逃避中国在这一方面做的事情，“比如用野生动物来交换食物， 交换在武汉的蝙蝠病毒的实验室设备。”
科学家是全球的领航员，而西方的科学圈子已经和中国的关系密切，甚至依赖中国。 西方科学刊物从中国得到相当的“收入和意见“。 西方的大学依赖于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学费和人力资源。 所有这些“在瘟疫之后或许非变不可“。 在英国他注意到科学家中对威权的中国仰慕的倾向会让有些人意外。
这些都没有让瑞德利先生意外。“我已经观察到这些好多年了，科学家对待政治世界采取了从上到下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一点奇怪，尤其是你看自然世界的进化观点自下而上是多么的漂亮。” 他提出问题：“如果生物世界的复杂性可以不因为未经计划的紧急状态而继续， 而且不需要一位聪明的设计者， 那么为何人类社会会需要一个 ’聪明的政府‘ 呢？科学作为一个机构有一个 ’天真的信念‘，认为如果科学家可以主持一切，这个世界一定会运作的很好。“ 也许这就是政治家说他们相信科学的时候，他们的真正的意思。 我们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可以看到，科学可以是力量的来源。
但是科学家想要用统一而有权威的口吻说话会和科学作为一种原则相冲突，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原则是要求维持思维开放而且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主意。
瑞德利先生担忧这次瘟疫第一次严重地使得流行病学政治化。 一方面是行外的评论家将科学家按照政治方向来硬性归队。另一方面是流行病专家本身故意按照他们的政治偏见来报道自己的所闻，而同时选择不报道和自己政治偏见不相符的所见。流行病专家分为主张更多的封城和认为封城不够有效甚至会适得其反两派。瑞德利先生站在后者一边。他对于导致封城的大惊小怪的模型不以为然。他说：“瘟疫可能发展的模型看起来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模型，但是流行病专家在模型里面采取极端假设的太多。 其中一个动机是：悲观主义情绪容易得到认可。“因为你如果悲观的话，别人不会怪罪你。但是别人反而会更加关注你，就像是气象科学一样。 对于未来的预测模型如果可怕的话，你更加容易上电视台。”
瑞德利先生引用了已故科幻小说家麦克·克里奇敦（Michael Crichton）的话。 麦克·克里奇敦反对把模型的预测说成是一场实验的 “结果”。 这种做法就是让猜测假造成了证明。
气象科学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瑞德利说：“二三十年前，你可以研究冰川时代如何形成的，可以讨论不同的解释而不必采取政治立场。 现在这个题目很难再有讨论，因为人们总会试图用政治的光谱来解释这种讨论的论点。“
瑞德利先生认为自己在气象改变问题上是个温和派。 他接受人类让气候变暖但是不同意任何灾难预测分子的观点。 这些灾难预测分子提出要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和假设大加改变。 他的这种微调的立场并没有让他不受到攻击。 英国的左派倾向于把他说成是“不承认主义分子“。
瑞德利先生说，气候科学也已经被 “文化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化主义影响“了。他引用了一篇批评冰川学的文章，说这篇文章不够女权主义。我以会他在开玩笑，但是我查了一下Google，才知道他不是开玩笑。2016年人类地理学大会出版了《冰川，性别，和科学： 一个全球环境改变的女权主义冰川学架构（Glaciers, gender, and science: A feminist glaciology framework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search.）》
科学的政治化已经导致科学作为一个机构失去信任。 这种不信任或许是有理的，但是这种不信任却留出一个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常常是“更加迷信的路径“。 瑞德利先生认为公众的不愿意接受遗传基因修改的食物、原子能和瘟疫疫苗就是出于这种迷信。
如果你拒绝新冠病毒疫苗的话，瑞德利先生会说他会坚定地认为，注射疫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如此。“我们有足够的的数据表明对于此疫苗以及过去几个世纪的疫苗都是有益的。“ 他说疫苗也许是科学知识最为巨大和难以置信的益处。但是疫苗是和本能相反，而且难以理解透彻。这就是为何几个世纪以来，拥护疫苗的人都受到诽谤。他引用了一个英国贵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的例子。她在18世纪初期在奥托曼帝国看到了天花疫苗的管理因此大力推动注射天花疫苗。 当时她受到恶意的嘲笑。 还有一位著名的波士顿的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 他在1721年天花爆发的时候为居民注射疫苗。 疫苗一直是 “错误信息” 的中心内容，而白宫压迫社会媒体来控制言论。
瑞德利先生担心的是相反的问题：社会媒体在统一口径时也犯同谋罪。社会媒体可以通过所谓的 “事实核实” 海量堆积和直接截断，现在干脆明目张胆地执行拜登政府的建议。他指出脸书和维基早就禁止提起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的可能。“服从潮流“ 是科学进步的敌人。科学进步依赖于不同意见和互相挑战。
瑞德利先生说，科学是相信专家的无知。如同物理学家费米（Feynman）所言。瑞德利先生将他的最为直率的批评留给了他对科学可以是一个职业。 他认为这种说法 “既恶心般地傲慢又是政治化的，充满了有目的性的推导和主导性偏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陷入群体思维，而同行的互相核查和发表的过程允许了教条式的守卫而阻碍了新思维和开放式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如此。“我们有一打西方科学家在二月份去了中国，在WHO的旗帜下和一打中国科学家联手，在他们的下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宣布实验室泄露理论 “极为不可能”。
这个组织还漠视台湾在2020年一月因新冠肺炎的呼救。 “台湾人说，我们看到人对人传播的迹象会导致大规模的瘟疫。请你们调查 “WHO基本上说，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不被允许和你们对话。”
他注意到WHO基本任务就是拖延瘟疫的消息。但是在2015年WHO发表了声明认为人类健康在21世纪最大的威胁来自气候变化。既然如此，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不关注于本职工作的组织。
瑞德利先生认为现在的科学界建制派一直有一个倾向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一个教会，根据最新的教条贯彻彻底的服从，将不同意见的和亵渎的赶出去。 这个倾向过去因为各科学机构碎片化而不甚猖獗：一个大学的A教授说在别处的B教授的话是不对的。 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异端的空间大大缩小，正在蒸发。所以那些相信科学原则的人越来越离机构性科学所疏远。这种最终的分离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代价惨重的。
本文作者滕库·法拉达拉翰（ Tunku Varadarajan ）先生是《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是纽约大学古典自由中心和美国商业中心的研究员。
评论：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观点，但是嫌他文笔太凌乱了，主题不太突出。不过文章是英国的一个子爵发表的谈话，同时他又是个科学家。 他阐述旁征博引，击中要害，但也如同多数的英国上层人士，有点夸夸其谈，凌乱就是自然的了。他是主张注射瘟疫疫苗的，因此他的看法应该算作是中间偏右的，但是考虑到原文是一周前发表的，瑞德利子爵的谈话应该更早，关于疫苗副作用的某些重要资讯可能他还没有获得，很可能现在他已经改变了立场。
他没有料到，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最新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中，有70-75%的人是接受了新冠疫苗的人，其中40%以上完全接受了疫苗。这些人当中，有的症状严重，已经有大量死亡的案例；也有的症状轻微，甚至无症状，他们会在本人不知晓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病毒。因此我们认为，由于疫苗的有效性十分有限，副作用十分可怕，而且还会使人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病毒，用各种手段强迫民众接受疫苗是极其不道德的。
明明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用羟氯喹等经过长期使用、证明了安全性的廉价药物进行有效治疗，但是政府医疗卫生部门至今拒绝批准将这些药物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患者，而一味向全民推广至今未经FDA正式批准的疫苗，政府利用疫苗这个问题来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制造打过疫苗和不打疫苗的人之间的分裂。从这个事件看到的不是疫苗或病毒的问题，而是大政府的邪恶。
很可贵的是瑞德利先生已经认识到，新冠疫情和疫苗已经被严重政治化了，许许多多流行病专家、医生、疫苗研究人员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股科学政治化的大潮之中，其范围之大、力度之强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科学不再纯粹，科学家不再学术纯粹，是一个文化的腐烂和败亡的开始。真正的爱国者和正直有良知的政治人物都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瑞德利先生重诉了许多的事实，比如武汉实验室可能是泄漏新冠病毒之所在，而中国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国内信息的力度和传播。对西方的渗透也达到可惊的程度，居然使得国际卫生组织的外国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信誓旦旦说武汉肺炎病毒极少可能是人工实验室之所为。他也指出了西方大学依赖中国的留学生提供的学费作为大学的经济来源之一，同时依靠中国的研究人员作为他们研究机构的人力资源。他含糊其辞地说，西方为了讨好中国，或者为了中国的钱做出了种种努力。 只是他没有这么系统地明确地说出来。
他也指出了西方的研究机关已经偏离了科学的原则，不再注重个体的异端思维引发的革新，而转而强调了顺从大流的风气，尤其是气象学科。 他对西方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武汉实验室 “用野生动物来交换食物，交换在武汉的蝙蝠病毒的实验室设备。” 这就说明他更加倾向于相信武汉肺炎病毒是泄漏出来，而不是故意散发的。 他甚至并不排除武汉肺炎病毒是武汉P4实验室培养的目标。
他最反对的是西方的科技界 “统一思想“。 因为只要统一了，创新也就停止了。我们希望更多的西方人士像这位瑞德利先生一样关注细节，驳斥谬误，不顺着大流。
西方社会需要有深度反思，为何需要中国留学生提供大学的经费？那是因为本国的学生高中程度不够。为什么需要中国的留学生作为美国研究机构的人力资源？那也是因为美国的高中教育程度下降。为什么西方的科研机构和中国共产党妥协？也还是因为自己的队伍不争气不整齐。美国多数的黑人太懒，美国的部分白人也不够勤劳。这才是美国人民应该反省的。缺乏自强的决心，就不会有自强的努力。
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本土已经在和平中度过了一百六十年。在没有战争的状况下要维持战斗的意志需要有战斗的呼吁。我们见到的只有川普总统给出过这种呼吁，也还是不够的。我们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应该为美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包括向美国人民指出他们的不足，包括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警惕不够。 因此我们能够贡献的应该超过这位瑞德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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