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tor Davis Hansen
编译： Juan, Hong
2020.10.20
【作者简介】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是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前古典学教授、古代战争学者。他曾在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担任古典学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马丁和伊莉·安德森高级研究员。自2004年以来，他一直是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客座教授。汉森在2007年被乔治·W·布什总统授予国家人文勋章。汉森又是一个农民（在加州塞尔玛的一个家庭农场种植葡萄），也是一位与农业和农业主义有关的社会趋势的批评家。他最近的著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全球冲突是如何打赢的》。
川普总统没有理由为他生病道歉。他冒着风险履行他的职责，他和数百万同样每天冒着风险，作不可或缺工作的人没有区别。
乔·拜登给戴口罩重新下了定义：戴口罩是有思想的人的爱国主义，是当下每一个“科学的”和“文雅的”心灵自然而然要做的。
拜登、媒体和激进党派纷纷对这几天感染新冠而患病的川普大加指责。他们指责总统生病是因为他自私。你看他，并不一直戴着口罩，也不总是跟人保持社交距离，隔离自己；在不得不进行的远行之外，也不肯总是呆在家里。
听了这些口诛笔伐，你要是以为川普是区区弗雷斯诺小城的市长，而不是历史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也不足为怪了。
这里的潜在意义是：川普不是拜登。拜登“紧跟”科学，他是“明白人”，他“倾听”“专家”的意见。和他70多岁的对手川普一样，他也有健康问题。但与川普截然不同的是，拜登直到最近都很少露面或说话。对拜登来说，执行总统职责的方式就是他所希望进行第二场辩论的方式——通过Zoom。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川普-拜登，好-坏的两分法是疯狂的。这表明，拜登根本不知道是谁在维持这个国家，尤其是他自己家庭的生命——更不明白在瘟疫和隔离时期，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
阶级差异、各种考量和利益是这次选举的真正主题。总统和数百万不可或缺的员工一样，仔细思考所面临的风险后，依然尽心职守，去作那些根本无法在地下室、安全区或电脑和智能手机上完成的工作。
最近，拜登以他一贯笨拙的种族主义风格，终于承认，他自己能在半年之久的隔离中安然无恙，只因为“某个黑人女士在超市的货架上上货”。
拜登通常把黑人刻板归类——或者死板，或者茫无头绪（“你不是黑人“），或者毫无防备（“把你们都铐起来”），或者吸毒成瘾（“你有没有吸食可卡因?”你觉得呢?你是个瘾君子吗?”）。 不过，他在这里误打误撞道出了一条真理。
拜登事实上是不承担风险的，因为他认为那些比他特权少的人会替他承担风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这样作了。他们戴着口罩，用洗手液洗手，并尽可能小心地保持距离，但还是被感染了，有些感染得很严重，有些感染则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新冠、隔离、总统的疾病现在都变成了阶级问题。一方面，是精英们，自以为有资格颐指气使的白女们。他们一看到别人的口罩滑落下来，就会尖叫和喋喋不休。他们认Zoom为主，对视频顶礼膜拜。他们吹嘘他们近乎完美的隔离。谈到“科学”和“福奇博士”时，他们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事实上，远程办公、远程上班和远程盈利都是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一部分，这小小的顶端不会摇晃或撼动，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基础之上，而扛起这个基础中的人们可没有这样的选择。
是谁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制作特别设计的冰淇淋，还送货到她的豪宅门口呢？是谁通过送餐软件把食物送到正确的地址？是谁负责屠宰、清洗和包装让那些隔离在家的人来烹饪的牛排，或在急诊室门口接诊病人？是那些体重恰到好处，体内维生素D含量不多不少，吃适量的蔬菜，保持血糖和胆固醇低，每天在健身房锻炼一小时来减脂的人吗？并不总是这样。
是的，他们应该而且确实使用了防护装备。但他们一天八个小时马不停蹄，忙个不停，常常会筋疲力尽，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他们是人，而不是那些完美无缺的白女们。对他们来说，一个口罩并不是隔离期间花一小时步行休息，也不是去一趟杂货店的问题，而是日复一日地呼吸不畅9-10个小时，以维持杂货店的营业，或锯掉人行道上疯长的树枝。
不久前在隔离期间，我家四个旧电器接二连三地坏了。我从“家得宝（Home Depot）”订购了替换品。汗流浃背的搬运工送货上门，他们每天要完成10-15次这样的运送。通常情况下，这些搬运工的体重，年龄和种族都可以让他们被划进高风险人群。当两个工人把冰箱拖过厨房的窄门时，其中一个摘下了口罩。他满怀歉意地说: “对不起，我已经运了10次货了，实在喘不过气了。”
我跟他说：“我们叫花子不能嫌饭馊。没有你们我连饭也吃不上”。他并不是要摘下口罩去登上自己的私人飞机，也不是在受感染的情况下在汉普顿（Hamptons）闲逛，以准备向全国宣讲口罩的神圣和不可侵犯。
我们不活该，也不能选择 得不得新冠
我们早该应该记住，一亿美国人正奋战在第一线，竭尽全力维持国家的生存; 而牢骚满腹、隔离之中的精英们却得到了滋养、注入了活力，满足了供应和保证了安全，因而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和道貌岸然。
如果我们的超市按照耶鲁大学的逻辑，或者我们的医院按照斯坦福大学的时间表，或者我们的工厂流水线按照研究生研讨会的思维运转，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将会挨饿、死亡，或者回到文明之前的状态。
我们的精英决策者，就像我们的许多流行病学家、我们的模型师和我们的媒体一样，其口碑远不如那些送冰箱或屠宰牛羊的工人。
现在有一个小型的互联网产业，揭露我们那些威吓政坛和媒体的大佬们——比如南希·佩洛西，参议员戴安·费恩斯坦（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或者CNN的克里斯·库莫——大声疾呼着戴口罩的必要性，而自己却偷偷地不戴。他们经常会偷偷溜进高档美容店做作美容，或者在私人飞机场附近转来转去，或者视察“东汉普顿正在建设中的房产”。他们的信息很明确：“我有豁免权，正可以确保你没有。”
大多数不在家里工作的美国人都会戴口罩，使用洗手用品，在外时都保持距离。但这些人大多数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对那些浇筑水泥、换轮胎、做饭或救火的人说任何怪话，即使他们的规则可能不符合乔·拜登的标准。但这些人不仅让我们活下来，而且我们知道，那些为这些人设定这样标准的人往往会辜负他们的期望——而且是来自一种享有特权的虚伪境地。
以此为背景来看，川普不是那种莽莽撞撞的人。他像已经死亡的21万人一样——戴口罩或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不保持，用心清洁或不用心清洁——感染了病毒都不是活该。
川普是总统。他不是教授，不是记者，不是股票经纪人，也不是演员。左派在颠倒事实。一个总统要是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层伤害，却依然以为自己不可替代而继续高枕无忧，那无疑有点自恋狂。作领导的应该在采取适当的防护下，走出去，勇敢面对危机的蔓延。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川普确实可以被替代，但怯懦退缩却是不可原谅的。
领袖的职责是与人民打成一片，在必要时承担可衡量的风险。这是领袖必须做的。乔治·巴顿将军当然没有必要在恶劣的天气下，驾驶一架破旧的“飞虎机”在临近敌区的上空飞越他的第三军团。但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战场了然于胸，也提醒他的士兵，他和他们一样，也是可以为国捐躯的。
丘吉尔没有必要在战时的英国之外旅行25次。然而，如果他想鼓励士气，提醒他们不会全军覆没，德国国防军并没有那么强大，那么他就完全有必要这么做。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在中弹后，而且子弹就卡在他心脏附近依然把演讲讲完并不是“鲁莽”的。恰恰相反，他坚信他的斯多葛主义（注）会提醒他的听众：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手无寸铁，却比全副武装的刺客更强大。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把新冠感染等同于某种道德或爱国主义的失败，好象它是因缺乏事先的锻炼或体重控制而致，或因为其他加诸于患者身上的得病理由。毫无疑问，有些沙滩男孩和女生联谊会的女孩会没有头脑地在饮酒和接吻时不戴口罩，就这样把病毒传染给易受感染的人。但大多数病人和死者并没有那么鲁莽。
川普之所以受到感染，是因为他的职责是会见客人、与媒体打交道、接见外国领导人、在火灾、暴乱、经济衰退和危机中全国各地穿梭、见各种各样的人，无休无止地跟顾问们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在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有人说他这是莽撞行事，把他人暴露在病毒下。或许吧，但更有可能的是，74岁高龄，体重超标的川普，虽然知道自己属高危人群，却冒着风险，在非常时期做一个正常的总统该作的事。
有人说，川普服用未被批准和尚在实验阶段的药物，或者服用那些未经实验证实的药物组合，产生的副作用会阻碍他的工作，危及他自己那些头脑比较清醒明晰的公众。这足以证明他鲁莽、冲动、欠妥，愚蠢，等等等等。
但事实却是，川普愿意再次赌上自己的健康来返回工作。的确，同时服用未被批准的药物和实验药物（如Regeneron的REGN-COV2和“人民的希望“）并不是特别安全的，因为其副作用、交叉作用和长期风险还不清楚。正如媒体猎犬不停地吠叫所言，对于一个74岁高龄和体重超标的人来说，保守的疗法是不应服用新药，而且还是与类固醇地塞米松结合使用。也许吧。但如果你是总统，被选来在这种时刻领导一个国家，这样作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像我们这样迷惘的一代，才会把一位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为了治理国家，为了在如此至暗时刻让竞选活动恢复正常而甘冒个人风险的老人丑化成一个不爱国的怪物。
政治正确和不正确的“科学”
最后，我们来谈谈“科学”。
对公共卫生官员，美国人民除了尊敬，别无他想。但我们的公共卫生官员却是我们几十年来所见过的最不科学的一群人。
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不是医生。数周之久，他鹦鹉学舌地重复中共关于病毒传播、隔离和旅行禁令的陈腐谎言。
伊泽基尔·伊曼纽尔博士是拜登在新冠这一专门攻击70岁以上老人的病毒的顾问。伊泽基尔·伊曼纽尔博士此前曾著文说，人的生命到了75岁，就可以、也应该结束了。伊曼纽尔博士在如何保护75岁及75岁以上的老人方面的时机选择实在是太糟糕了。
福奇博士或许是个圣人，但看看过去六个月里，在任何关键问题——从戴口罩到隔离，到坐游轮旅行，到相亲，到病毒传播量和死亡率——他不仅犯了错，而且毫无悬念地自相矛盾。
福奇说的话是如此的不连贯，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解释说，他是为了保证医务人员的医疗用品供应，才撒了一个关于戴口罩无关紧要的“高尚的”谎言。后来，有人发现他在一场体育赛事中没有戴口罩，这也对他自己关于社交距离的命令啪啪打脸。
事实是，“科学”对长期隔离和不间断戴口罩的成本效益仍然模棱两可。科学可能很快就会告诉我们，更多的人死于错过手术、年检和化验，或家庭暴力、吸毒和酗酒，或整整一代年轻人失去数十亿小时的学校教育。
事实和数据可能很快就会显示，在我们这个双输的年份，更多的美国人是死于对病毒的反应，而不是病毒本身。
最近，数百名医疗专业人员签署了一份声明，敦促各国政府重新考虑持续隔离的科学成本，以及它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因为新冠是一个有选择的，根据年龄发飙的杀手。
在大多数年龄群体对新冠的易感程度与严重流感的易感程度一样高的情况下，通过隔离所有人，我们正在消耗有限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以更好地用于病人、易感者和老年人。这些专业人士的理由是科学的。不科学的是，其他专业人士早些时候提出的请愿书称，那些违反戴口罩和社交距离、上街抗议的人没有违反任何有关封城的法令。或者，就像他们说的，对你的健康来说，不抗议比违反国家封城更危险。
在这漫长的隔离过程中，那些根据他们惯常的投射思维，大声疾呼科学、爱国主义和公平的人，其实是最不科学的。他们对阶级最不敏感，对真正的爱国主义最无知。在一个时时窥探着美国，捕捉她的脆弱之处，恐惧之时和歇斯底里迹象的危险世界里，一位爱国者在竭尽全力，保证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得到滋养，安全和有活力。
因此这次选举从头至尾都与阶级有关。它一直在提醒少数族裔：他们应该得到好的工作和尊严，而不是“你不是黑人”的傲慢态度，从中国获利的富人对其他人并不在乎。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一个终身全球主义者，一个一生依赖他人想法的寄生虫，会突然之间带着新近皈依者的狂热，忙着复制川普的议程。他突然唠叨起“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和“对抗中国”——在拜登经常自述的职业生涯中，这些词在过去50年里从未出现过。
川普总统不需要为他生病道歉。他冒着风险恪守职责。他依然在冒着危险恢复健康，以继续履行他的义务。
换句话说，川普现在是数百万不可或缺的员工之一，他们日复一日，努力工作，来保持国家运转——而且经常是为那些对他们如何或为什么这样做毫无头绪的人服务。
参考链接：https://amgreatness.com/2020/10/08/trump-is-now-one-with-countless-essential-workers/
注：斯多葛主义（英语：Stoicism），又译斯多噶或斯多亚，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思想流派，哲学家芝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创立，在雅典时他常“在门廊”（希腊语发音为斯多噶）讲学，传人有克雷安德与克吕西普；在罗马帝国，代表思想家有塞内卡、爱比克泰德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斯多噶派学说以伦理学为重心，秉持泛神物质一元论，强调神、自然与人为一体，“神”是宇宙灵魂和智慧，其理性渗透整个宇宙。个体小“我”必须依照自然而生活，爱人如己，融合于与整个大自然。斯多葛学派认为每个人与宇宙一样，只不过人是宇宙缩影。
本刊评论：
确实有很多人不断批评川普总统不戴口罩，这种批评在微信群里看到的比从主流媒体里看到的还要多。可是我们必须明白，在美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时刻，一个总统是不是可以和我们当中大部分的IT精英、金融专家、生物博士一样轻松愉快地在家上班呢？
一个74岁的老人，抛开了自己原有的奢华生活，顶着建制派和民主党以及左派媒体不停地射向他的枪林弹雨，每天工作至少16个小时，只拿1美元的年薪，他图的是什么？
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深爱的国家，他是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他所深爱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竞选集会上，支持者们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我们爱你！”
是的，此刻，他就是千千万万不可或缺的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他以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赢得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热爱。
我们确信川普总统能够赢得大选，再干四年，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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