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 Jasmine
A:（印度政界）这些人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听话的，他们愿意去跟着苏联的意见走，然后通过媒体和舆论控制，他们就会被晋升至掌权位置。另一种是拒绝屈从于苏联的那些人，他们就会被封杀、污蔑，诽谤，或是在革命胜利后直接被处决掉。在南越小城戊申发生的大屠杀也是同样的道理。戊申市一晚上就有上千人被处决。当时越共控制该市也不过只有两天而已。美国的CIA探员永远也没法搞清楚，这些越共是怎么提前知道异见人士都居住在哪，该去哪里逮捕，而且在黎明前短短四个小时之内，就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了，把他们装进货车，送到城外，然后执行枪决。答案很简单，越共在占领城市之前，情报网早已建立起来了。情报人员都是当地市民，包括理发师、出租车司机等等。情报人员对他们了如指掌，就这样把所有美国的支持者尽数处决。在苏联大使的指导下，河内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我在印度新德里也在执行同样的任务。令我恐惧的是，我在枪决名单里竟然看到了那些支持苏联的印度记者的名字，我和他们还很熟。
B：支持苏联的记者？
A：是的。他们是些左翼理想主义者，之前还苏联几次，但是克格勃还是要在印度的革命成功后处决他们。
B：为什么？
A：因为他们知道太多。他们只是些“有用的白痴”而已。左翼人士理想化的相信，Soviet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就会变成革命的最大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克格勃的指导员们会专门传授“别把左派当个事，不用管那些政治娼妓，要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就是这么教我的。要想办法渗透进入更大的圈子，比如保守派媒体，富得流油的电影大亨，还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学术圈。去拉拢那些撒谎不脸红的自恋狂们，这些都是最值得策反的目标。拉拢那些缺乏道德感的人，要么是那些贪婪者，要么是那些自视甚高者、他们会觉得自己举足轻重。这些人都是克格勃花大力气拉拢的对象。
B：但是要把左派人士都处决掉，难道他们之后就没有用了吗？
A：左派的用处只有在破坏国家稳定时有用。比如说你们美国的左派，那些教授们，还有那些勇敢的民权斗士们。他们在颠覆国家的过程中，只会在破坏国家稳定时发挥作用。当国家陷于混乱后，他们就一点用没有了。他们知道的太多，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清醒过来，看到马列主义者掌权后，他们才会知道大事不妙。他们本以为掌权的应该是自己。他们是不可能掌权的，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排好队站在土墙前被枪毙。不然的话，他们会成为马列政权的最大敌人。尼加拉瓜的革命就是这样。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大部分的前马列主义者都被关进了监狱。其中一个逃跑了，现在那个人加入了对了阵营，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针锋相对。格拉纳达革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莫里斯·毕晓普自己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却被一个比他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下令处决了。阿富汗也是如此。刚开始是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他被哈菲佐拉·阿明杀了。接着哈菲佐拉·阿明又被巴布拉科·卡尔迈勒枪决。
孟加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是亲苏左派，最后也被他的马列主义武装的同志们刺杀了。到哪都是同样的模式。左派这些“有用的白痴”，他们尽完自己的作用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或者被处决，或者被流放，或者坐大牢。就像古巴，很多的古巴前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有很多和苏联合作的印度人，尤其是和我们苏联大使馆信息部合作的人，都被拉了清单。我看到清单后感到非常恶心，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很恶心，我觉得我快要爆发了。我可能会在某次大使馆工作会上站起来喊“我们是杀人犯！” “我们对印度没有一点友谊和理解。
我们在那个国家的行动就像是黑社会，而印度却对我们友好热情，那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但我那时并没有叛逃。我想偷偷的把消息传出去。令我恐惧的是没人想听，更别说相信了。我能说什么呢。我招数用尽他们都不信。我有意把信件和文件假装泄露出去或者其它类似的手法。而我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印度保守派媒体都不会播报我散发出去的消息。
让我下决心逃跑的是孟加拉危机。美国记者把孟加拉危机称之为“伊斯兰草根革命”。完全是一派胡言。那场革命既不是伊斯兰革命也不是草根革命，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革命是“草根”的。每一场革命都是由一群专业人士精心策划的。孟加拉国人民联盟党的成员，在莫斯科高级党校接受培训。大多数孟加拉民族解放军头目纳米比亚人组党的头目也是一样。全球各大“解放军队”都是一群“有用的白痴”。他们的头目都去过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或是克格勃在克里米亚、塔什干等地的培训中心深造过。当我看到苏联用印度作为跳板操控东巴基斯坦，我数千名“学生”们（情报人员）以出境旅游为借口，从印度潜入东巴基斯坦，而印度政府却装作毫不知情。印度政府完全了解那些人是去做什么的，印度警察也知道，印度情报部门也知道。克格勃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知道。最让我愤怒的是，我成功叛逃后，我提醒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要他们注意东巴局势，那里随时可能会爆发革命，他们却说我间谍小时看多了。最后东巴就完蛋了。我在苏联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同事，他有一天晚上喝的烂醉，走进地下室准备方便一下。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大箱子，上面写着“文件材料送往达卡大学”。达卡是东巴基斯坦的首都。酒壮人胆。于是他打开了一箱一探究竟。却发现箱子里并不是文件材料，而是“AK-47”步枪及弹药。我就不多说了。当我知道颠覆东巴已经到了万事俱备的时候，我想要立刻叛逃。我唯一不能下决心的是叛逃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我叛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对印度有着深厚的情感，我会说他们的语言，与当地人交往甚欢，而我也知道我必须行动。不然的话，我深爱的这个国家就会被苏联破坏殆尽。而阻止我叛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生活条件相当富足。哪个正常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叛逃？而且我叛逃去做什么？去被你们的媒体肆意辱骂？被你们叫做“麦卡锡主义法西斯”？惶惶不可终日。只能在纽约开出租车为生？我叛逃来美国然后被你们声讨吗？我带着关于国家兴亡的重要信息，最后却又被你们羞辱？你也可以看到，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住所旁边就是游泳池。那个游泳池是禁止印度人入内的。我是宣传部门的专家人物，薪金优厚，家庭和谐，举国爱戴。我的职业生涯都是平步青云。
第三个原因是如何带着家人一起出逃。带着我的太太一起跑简直就是自杀行动。因为按照那个假情假意的法律条款，我之前跟你说过，印度警察如果抓到我，按照法律他们必须将我移交至克格勃，那我的叛逃计划就玩完了，没准我的小命也要玩完。我不可能偷偷带着我的太太逃跑，因为她并不知道我的想法，不了解我的工作，她完全不知道我在克格勃是做什么的。如果她知道我要把她塞进货车里，然后一起跑到美国大使馆，她会吓得要命，那样是危险的。所以我的唯一方式是将我的叛逃伪装成一次“消失”。
有很多先例，很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消失”了。要么是在行动中殉职，或者是由于他们想要对某些事一探究竟，或者与激进分子靠的太近，最后反而会被他们杀死。这种事在非洲国家发生了很多次，有很多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是被非洲的革命同志杀死的。不是因为那些人讨厌马列主义，只因为他们是杀人狂而已，都是些毫无道德底线的罪犯，给他们抢就敢开。也有些情报人员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让自己陷入了困境，最后在那些所谓的“解放运动”中夹在激进分子的不同派系斗争中丧生。所以我决定去学习模仿“敌对势力”的文化，我找到了最好的叛逃方法。这张照片上左边那个人，我就是通过和这些人社交，这个光着脚的美国嬉皮士，我花了很长时间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如何与他们交流，最后我学的像模像样。当时印度各大报纸都印有我的照片。能够向警方透露我行踪的人，每个人都会得到2000卢比，但是他们还是找错了人，因为他们把目标预先设立为一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苏联年轻外交官。但是我在叛逃时其实长这样，没人会想到一个苏联外交官会疯狂到扮演嬉皮士。
B：那是你？
A：是的，吸着大麻，在印度旅游的嬉皮士。我的叛逃经历简直像是好莱坞式的侦探小说。我从克格勃的鼻子底下溜走，先到孟买机场坐飞机跑到希腊，然后被CIA审讯。幻灯片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B：你之前多次提到过“意识形态颠覆”，恐怕有些美国人不会了解这个词。当苏联人说“意识形态颠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意思呢？
A：“意识形态颠覆”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开放合法，而且就摆在台面上，你自己就能观察到。你们这些美国大媒体只要把你们耳朵上的香蕉（耳麦）摘下来，睁开眼睛去观察，就能发觉到这不是什么秘密行动，不是那种隐秘的间谍情节。我知道间谍秘密行动可能看起来更加浪漫，可能靠那种情节可以卖很多广告，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好莱坞制片人痴迷于007那种间谍大片。但是实际上，克格勃的工作重点并不是在情报领域。根据我个人和其它叛逃同僚的经验。大概只有15%的人力物力会用在间谍行动上。另外的85%则用来投资于“意识形态颠覆”。我们称之为“主动措施”。克格勃称之为“心理战”。意思是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民众对事实的认知方式，令其忽略有效信息，让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自身、家庭，社区和国家已经身处危机。
这是一场巨大的洗脑运动。它过程缓慢，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家“去道德化”。这需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来完成。为什么要这么多年？目标的达成至少需要这样的时间跨度，因为国家整一代的青年教育，至少需要十五到二十年。向你的敌人输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列主义思想现在已经灌输到至少三代美国学生的橡皮大脑中。而美国精神中的基本价值观，对学生来说诱惑力远不及马列思想。而结果是，你可以看到大多数60年代毕业的美国学生、那些早年辍学、身上一股大麻味儿的知识分子们，如今已经成了政府官员、公务员、商人、媒体人和教职人员。哪里都是他们。你们没办法摆脱他们了。他们已经是意识形态上的“感染者”，他们久经浸染，会自动的对一些刺激产生特点的认知反应，即便你把真实信息摆放在他们面前，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固有思维。即便你把黑白分明的事实证据摆在他们眼前，你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基础意识和行为逻辑。换句话说，“去道德化”的过程已经对他们完成了，而且不可逆转。要消除这种危害，需要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来专门教育出新一代的人群。培养他们的维护理性，维护国家。
B：但是这些人已经被程式化，他们对苏联概念持有开放的态度，而如果颠覆成功，也不是这群人会被清洗。
A：简单来说，大多数的人，当他们看见自己梦想中正义又平等的社会在实践中竟然是这个样子，他们心理上会遭到震荡。显然他们会求仁得仁的。这时他们会充满挫折产生失望，但是马列政权对这些人可不会有丝毫容忍。显然他们就会加入反对者的行列中。可是马列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美国可不会允许有反对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以反对者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比如简方达，也可以名誉等身，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未来，这些人都会像一只蟑螂一样被碾碎，没有人会在乎他们美丽崇高的平等理想。他们不会理解这些事情的，在将来也会令他们震惊。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美国社会的去道德化进程已经趋近完成。实际上可以说超量的完成了，已经到了之前（此处没听清）和他的专家们从未想象到的程度。大多数得益于美国人民自己对自己的教育。也因为美国人道德标准的缺失，如前所述，就算把事实全摆在他们眼前也无济于事，一个被去道德化的人是无法对真实信息完成评估的。即使我把大量的事实证据、文件资料摆在他们面前也没用。即使我把他抓到苏联，带他参观集中营，他仍然会拒绝相信眼前的一切。直到无情的社会主义铁靴踩到他的肥屁股上，他才会醒悟过来。但在这之前，他是怎么都不会想明白过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无法逆转地陷入“去道德化”了。即使你们现在试图改变，从这一刻开始对新世代的美国人重新教育，也需要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将已被意识形态占据的认知方式扭转恢复，让人们回归理性，回归爱国精神。
“去道德化”的下一阶段是“去稳定”。在这一阶段里，颠覆者不会再去通过观念影响你，不会再去研究你们的消费观念，就算你们天天吃着垃圾食品，赘肉挂在腰上，他们都不在乎。这一阶段只要二到五年的时间去实现“去稳定”的目标，重要的是对最关键部分的破坏；经济领域、外交关系、国防部门，你可以在某些领域十分清楚地发现在一些敏感的区域，比如国防和经济。我从没想过马列思想在美国的这些领域如此受欢迎。
下一个阶段是“制造动乱”。这仅仅需要六周的时间就能把一个国家带到动乱的边缘。你可以在今天的美国中部看见这样的危机发生。通过动乱改变权利结构，摧毁当地经济。接着社会进入常态化，然后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常态化是一种苏联宣传机构有意做出的说法。当苏联坦克在1968年驶入捷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好兄弟捷克斯洛伐克开始走向常态化了。” 这也会在美国发生。如果你们一直容忍这些白痴，让他们给民众灌输着乌托邦幻想，摧毁你们的经济，摧毁你们的自由市场，造一个“老大哥”政府，让沃尔特蒙代尔一样仁慈的独裁者当政，会向民众做出美好的愿景，不会去管会不会实现。他会毫无顾忌的去到苏联向新一代苏联刽子手献上殷勤，他会欺骗你们的双眼，表现得一切尽在掌控。不，什么都不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在全面混乱。
大多数的美国政客、媒体、教育系统都在告诉你们的年轻人，说我们现在处于“和平时期”。错！美国现在处于“战争时期”。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摧毁着你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建国原则。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不是（21:06处没听清）而是系统体制本身。无论是共产主义体制或是共产主义阴谋，如果你还没被吓到，那什么都吓不住你了。但是你也不需要过多的惊慌，实际上面前发生的是与我当年的情形不同。不过你事实上只有几年的时间，除非美国人清醒过来。这个伴随着灾难的定时炸弹正在倒计时。与我不同，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叛逃了。这将是最后一个自由和可选择的国家。
B：那你对美国民众有什么建议？
A：首先，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聚力搞好“爱国精神教育”。第二，要让他们感知到危险。那就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或是高福利社会，“大政府”都是危险的。如果不能让人们感知到危险，那就无力回天了。你可以跟你们的自由说再见了。至少部分美国民众相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必须站出来向政府提要求。我这里不是说请愿签名上书这些漂亮的高雅行为。我说的是强迫政府去停止对共产主义的支援。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停止苏联军方摧毁一个又一个的自由国家。做起来很简单，不要给他们钱，不要给他们技术，不要给他们政治外交的认可。如果你们停掉对那些克里姆林宫杀人犯的支援，苏联2.7亿人会永远感谢你们。做好教育，了解事物原貌，你并不是生活在一片和谐中。你正在战争的边缘，拯救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尤其是你们年轻一代，动乱马上就会来临。你们美妙的迪斯科瞬间就会消失。那些资本家商人们，他们在给自己买上吊绳。如果他们不能停止对利益的渴望，如果他们还在继续与苏联魔头们保持交易，他们很快就会上绞刑架，酷刑会让他们求死不能。不幸的是，他们下乡到阿拉斯加，和劳奴们同劳动同生活。其实非常简单，我知道听起来危言耸听，我也知道你们美国人不喜欢危言耸听。但我叛逃出来可不是为了跟你们讲“邦德”的间谍故事的垃圾电影，要摧毁你们根本不需要间谍活动。我来和你们讲的是生存的问题，是关乎我们的现有的民主体制能否存活下去的问题。你可能会问，这一切关你什么事？当然是因为生存。因为我想和你们一同幸福生活。如果美国完蛋了，我还能叛逃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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