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部应该首先提议取消那些只促进地方利益而不是真正促进国家利益的资金
【编译评论】
我们都知道，国会的使命就是为纳税人管好钱袋子，保证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支付美国的债务以及提供共同防御和普遍福利之上。但是，随着联邦政府的极度扩张，各个政府机构都巧立名目伸手要钱，于是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的国会议员们就提出了数不胜数的 “猪肉法案”，就是那些完全或主要是为了直接给某个议员所在的地区或偏好的项目而批准的拨款的法案，瓜分税款，也使得美国的负债连年飙升。以至于现在美国的联邦负债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每个老百姓平均每人负债超过10万美元！
川普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向政府的浪费腐败开刀，设立了政府效率部，委托民间企业家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制定压缩政府开支的方案。离新政府就职还有1个半月，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就已经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美国竟然还有这样一部强迫总统花费国会支出法案列举的所有支出项目的法律 —— 《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 总统不得未经国会批准减少国会批准的支出项目 —— 这与宪法规定的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盼望新生的政府效率部能够依据宪法，大刀阔斧地精简政府部门、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权力、削减其支出，还美国人民一个精炼、廉洁、高效、生机勃勃的小政府。
作者：John Eastman /《联邦党人》/ 2024.12.11
编译：约瑟 / 2024.12.11
发稿：2024.12.11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决心驯服臃肿的官僚机构。为此，他任命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领导一个新的 “政府效率部”（DOGE）。11月20日，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在《华尔街日报》（WSJ）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专栏文章，阐述了他们的使命：“我们不只是写报告或剪彩，我们还要削减成本。”
美国现在背负着36万亿美元的债务 —— 或者说美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背负10万美元 —— 这一使命早就应该完成了。但是，即使是提一下预算削减，也会在深层势力及其在垄断化媒体中的谄媚者中引起夸张的反应，从这一点来看，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将面临巨大的阻力。
其中之一无疑是1974年的《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Congressional Budget and Impoundment Control Act）。该法案是在半个世纪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试图 “抽干沼泽” 之后颁布的，它要求总统在拒绝使用拨款资金之前寻求并获得国会的批准 —— 这有点违背了国会自己制定的扣押过度支出的目的。该法案第1012条规定，除非国会在接到总统撤销资金意图的通知后45天内就撤销法案进行投票，否则总统撤销资金的任何行为都将无效。
由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几项法院判决要求总统花费拨款，除非国会批准扣押 —— 驳回了有关该法案违反宪法侵犯总统权力的指控 —— 人们可能会认为，该法案更像是一堵砖墙，而不是对政府效率部使命的阻碍。但这是错误的。这些案件都没有涉及关键的宪法问题，即总统是否可以拒绝根据最初构想的 “支出权”，拒绝支出超出国会授权的资金。
自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存在的争议
支出权包含在赋予国会筹集税款的已罗列的权力中。通过税收筹集的资金只能用于文本中规定的两个目的 —— 支付美国的债务，以及提供共同防御和普遍福利。这第二种权力范围究竟有多大（或多小），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就一直是争议的话题。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认为，它只赋予国会为促进宪法中列举的其他权力而支出的权力。作为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更广泛地认为，这是一项单列的、独立的权力，但即使是他也认为，支出必须用于国家（“共同” 或 “普遍”）目的，而不是地方目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1822年否决修复坎伯兰路（Cumberland Road）的法案时采取了这一立场，他认为，支出能力仅限于 “共同防御的目的，以及普遍的、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地方或州的利益”。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7年给阿尔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的一封信中指出，对支出权范围的不同看法 “几乎是现在区分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唯一标志”。杰斐逊在1800年的选举中获胜，他对这个问题的狭义解释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初75年里几乎每一位总统的观点。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支出权过于宽泛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在1828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那之后，杰克逊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重大的 “猪肉法案”，迅速终结了 “这一危险的教义”。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总统在任期间否决了一项类似的法案，该法案为威斯康辛领地的项目提供了6000美元（根据国会对领地的更广泛授权，这是允许的），但为当时各州的无数 “猪肉项目” 提供了50万美元。波尔克在他的否决声明中说：如果将支出条款解释为允许此类拨款，那就会允许 “个人和地方利益的结合，这将强大到足以控制立法，吸取国家的收入，并使政府陷入绝望的债务。”
支出必须用于“普遍福利”
1936年，最高法院介入，在 “美国诉巴特勒案”（United States v. Butler）中主张汉密尔顿的观点是正确的，而非麦迪逊的观点，但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的实际判决 —— 宣布一项支出法案无效，因为它没有促进赋予国家政府任何列举的权力 —— 这更符合麦迪逊的观点，而不是汉密尔顿的观点。此外，正如宪法文本所要求的那样，联邦支出仍然必须促进 “普遍” 福利。然而，在半个世纪后的 “南达科他州诉多尔案”（South Dakota v. Dole）中，这一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剔除了。在该案中，法院基本上是把 “普遍福利” 目的的促进问题交由国会来决定，几乎就好像这一重要的宪法限制是一个不可审理的政治问题。
无论最高法院是否正确地遵从了国会对促进 “福利” 的决定，它拒绝执行宪法文本中包含的 “普遍” 限制，也就是 “国家” 限制，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司法上的放弃需要受到质疑，而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提出的削减开支的政府效率部使命将提供一个可行的机会。
取消地方性开支
因此，政府效率部应该首先提议取消那些只促进地方利益而不是真正促进国家利益的资金。总统不应该乞求国会允许他开始把国家从违反宪法的开支使我们陷入的 “无望的债务” 中解救出来，而应该简单地断言，他的宪法义务是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禁止他将资金用于违反宪法的目的。这一宪法权威 “高于” 任何通过法规而强加的要求，而凭借选举得到授权的川普总统正是恢复 “普遍” 福利条款的最合适的人选。
本文作者约翰·伊士曼博士（Dr. John Eastman）是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牛津法律历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Legal History）和《宪法遗产指南》（the Heritage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中支出条款条目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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