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手写笔记显示，联邦调查局要么撒了谎，要么英国情报部门向调查唐纳德·川普及其伙伴的美国特工提供了信息
作者：Margot Cleveland /《联邦党人》/ 2022.06.07
编译：约瑟 / 2022.06.08
发稿：2022.06.08
最近公布的代理检察长关于 “交火飓风” 案件（译者注：即 “通俄门” 调查）情况的简报的手写笔记显示，联邦调查局要么对情报来源撒了谎，要么是英国情报部门向调查唐纳德·川普及其同僚的美国特工提供信息。
作为政府起诉前克林顿竞选律师迈克尔·苏斯曼（Michael Sussmann）的审前证据的一部分，特别检察官向辩护律师提供了2017年3月6日代理司法部长达纳·博恩特（Dana Boente）出席当时正在进行的对所谓 “通俄门” 调查的高级别简报会时做的笔记。
由于时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回避，博恩特负责监督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与 “交火飓风” 调查有关的工作，他在会议期间收到了联邦调查局时任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时任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助理主任比尔·普里斯特普（Bill Priestap）和反间谍部门副助理主任彼得·斯佐克（Peter Strzok）的最新消息。司法部官员塔希纳·高哈尔（Tashina Gauhar）、玛丽·麦考德（Mary McCord）和斯科特·帕尔斯（Scott Schools）在简报期间做了笔记，这些笔记在上周以无罪释放结案的苏斯曼审判期间被公开。
笔记公布后不久，汉斯·马恩克（Hans Mahncke）和斯蒂芬·麦金泰尔（Stephen McIntyre）为《联邦党人》详细介绍了几个段落，表明联邦调查局在2017年3月6日的会议上以多种方式向司法部撒谎。从这些隐秘的笔记中，马恩克和麦金泰尔破译并揭露了卖给代理司法部长的几个重要的虚假故事情节，使他们的文章成为必读物。
虽然任何谎言、不实陈述或重大遗漏都很重要 —— 或者说应该很重要，尤其是当告诉代理司法部长与美国总统的调查有关的时候，笔记中提到的 “王冠报告”（CROWN reporting） 被证明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法庭坚持要求司法部在秘密监视法庭签发监视卡特·佩奇（Carter Page）的命令之前，将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作为军情六处特工的背景包括在向 “外国情报监视法” 法庭的申请中。
在麦凯布、普里斯特普和斯佐克2017年3月6日联邦调查局对司法部和代理司法部长博恩特的简报中，“王冠报告” 这个词多次出现在一组手写笔记中。在 “王冠报告” 旁边，笔记提到了 ”公约“、”克里米亚“ 和 ”北约“ 以及 ”软化交换俄罗斯能源库存的立场“。这些说明都属于与马纳福特（Manafort）有关的要点范畴。
第二次提到 ”王冠消息来源报告“ 是在联邦调查局就卡特·佩奇的调查向博恩特做简报时，在对佩奇的一般性讨论之后出现的记号。
无论来源如何，都有巨大的影响
笔记没有详细说明 ”王冠源“ 或谁提供了 ”王冠源报告“。有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特别顾问调查都有巨大影响。
首先，所谓的的 ”王冠消息源“ 可能是前军情六处的间谍斯蒂尔。迄今为止，斯蒂尔仍然是唯一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人，他公开表示，在 ”通俄门“ 调查期间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与川普和与川普有关的个人的信息。
但是，如果联邦调查局所说的 ”王冠消息源“ 是指斯蒂尔，那么这个人在向博恩特通报情况时，在几个方面都对他说了谎，而且是以实质性的方式，很可能有纸质线索可以证实联邦调查局特工早些时候的类似谎言。
虽然斯蒂尔曾一度在英国情报部门任职，但他的军情六处身份早已结束，他于2009年退休后创办了私人情报机构奥比斯商业情报公司（Orbis Business Intelligence）。此外，正如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OIG）两年多前所报告的那样，斯蒂尔告诉监察长，他用来编撰备忘录的来源网络，俗称 “斯蒂尔档案”（Steele dossier），并不涉及他作为军情六处特工时的来源。相反，他的消息来源 “完全是在他从政府服务中退休后开发的”。
因此，斯蒂尔不仅不是 ”王冠源“，他所谓的 “情报” 也与 ”王冠源报告“ 缺乏任何联系。因此，除非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仍然公开未知的 “王冠源”，提供特工在2017年3月6日会议期间向司法部介绍的信息，否则他们对司法部撒谎了。
如果他们撒谎了，这真的很重要
将 ”情报“ 错误地归罪于一个 ”王冠消息源“ 被证明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为了博恩特对 “交火飓风” 的监督，也是为了博恩特决定批准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对佩奇进行监视的第三次申请。而司法部在《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中对斯蒂尔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关系的陈述，似乎对外国情报监视法法院授权监视佩奇的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监察组478页的《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滥用报告中，有两段鲜为人知的文字，相隔约50页，揭示了 FISA 法庭在下令监视佩奇时对斯蒂尔与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的重视。据监察组称，在提交其正式的外国情报监视申请之前，司法部向 FISA 法庭提交了一份 “阅读副本”，以获得 FISA 法庭的法律顾问对申请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及法律顾问或处理该申请的 FISA 法官提出的任何关切问题的反馈。
在提交给 FISA 法庭的与佩奇有关的第一份读本中，该申请 ”包含了对消息来源网络的描述，其中包括斯蒂尔依靠一个主要次级来源，该来源使用一个次级来源网络，而且斯蒂尔和主要次级来源都没有直接接触到所报告的信息“。申请书草案 ”还包含一个关于每个次级来源的单独脚注，简要说明他/她的职位或接触他/她所报告的信息的情况“。
在审阅完副本后，FISA 法庭的 ”法律顾问问道，斯蒂尔怎么会有一个次级来源网络？” 作为回应，政府的情报办公室（OI，注1）律师 “向他提供了有关斯蒂尔过去就业历史的补充信息”。
随后，FISA 法庭的法律顾问要求将补充信息纳入最终申请，结果2016年10月的 FISA 申请的最终版本包括一个脚注，详细说明了斯蒂尔以前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情况。FISA 法庭批准了修订后的外国情报监视申请，命令在2016年10月开始对佩奇进行监视。FISA 法庭又续签了三次监视令，一次是在12月，另一次是在3月，当时博恩特签署了申请；最后是在2017年6月29日，代理司法部长罗森斯坦签署了最后的外国情报监视申请。
所有的申请都提到了斯蒂尔过去在英国情报部门的服务，但如上所述，斯蒂尔的来源网络与他的政府工作无关，完全来自他的私人工作。鉴于 FISA 法庭的法律顾问质疑 “斯蒂尔怎么会有一个次级来源网络”，而且顾问指示内务部律师在申请中明确包括斯蒂尔以前作为军情六处特工的工作，FISA 法庭显然认为斯蒂尔的来源网络来自他作为英国特工的时间。
此外，鉴于 FISA 法庭对这一事实的重视，如果 FISA 法庭被告知真相 —— 斯蒂尔的消息来源网络是从私人获得的，那么该法庭似乎会拒绝监视令。
联邦调查局的骗子仍可能被追究责任
联邦调查局在2017年3月6日的会议上表示，与马纳福特和佩奇有关的所谓情报来自 “王冠源” —— 同样，假设探员指的是斯蒂尔 —— 表明 “交火飓风” 团队从一开始就欺骗了司法部，导致内务部律师向FISA 法庭表示，斯蒂尔的来源网络是由英国情报部门使用的来源。这种欺骗行为也很可能影响到博恩特签署第二次延期申请的决定。
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在五年多以前，而且虚假陈述罪的诉讼时效为五年，但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认为，如果被告参与 “伪造、隐瞒或掩盖” 重要事实的计划，诉讼时效期在该计划结束之前不会开始计算。
那么，在本案中，任何参与在最后准备和审查2017年6月29日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期间向司法部隐瞒斯蒂尔的消息来源不是 “王冠消息源” 或与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有关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仍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去抓他们，达勒姆
此外，虽然苏斯曼的审判证明了记忆的失败 —— 有时很方便 —— 但鉴于我们从特别检察官对凯文·克莱因史密斯（译者注：Kevin Clinesmith，前FBI 律师。2020年8月19日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的听证会上承认伪造文件用于监控2016年川普的竞选助手卡特·佩奇。）的定罪中了解到的情况，想要揭露为代表斯蒂尔的消息来源网络与他过去作为军情六处特工的生活有关而承担责任的个人，这似乎是一个相对直接的冒险。
大约两年前，克林斯密斯承认犯有篡改与佩奇有关的电子邮件的罪行，以使佩奇看起来 “不是中央情报局（CIA）的消息来源”。克林斯密斯的败笔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准备《外国情报监视法》的申请和更新时，各种政府行为者使用电子邮件来确认细节，包括克莱因史密斯。
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滥用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指出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有许多 ”往来交流“，在此期间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问了许多关于佩奇的问题，以及关于斯蒂尔的报告和他的来源网络的结构和访问的问题。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称，”为了进一步解决可靠性问题，政府情报办公室检察官向 FBI 寻求信息，以描述 FISA 申请中的来源网络。“ 而这种信息收集过程包括电子邮件交流和书面简报摘要。
要么是那份简报给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留下的印象是斯蒂尔的消息来源网络来自他的军情六处工作，要么是在 FISA 法庭的法律顾问询问 ”斯蒂尔是如何拥有一个子来源网络的“ 之后，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向联邦调查局索取更多信息。如果是后者，电子邮件很可能记录了这些交流。
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与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的交流中是否确实错误地将斯蒂尔的消息来源网络描述为与他的英国情报工作有关，而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又将这一信息转达给了 FISA 法庭，我们不得而知，但希望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知道这些。
即使没有人对政府情报办公室律师撒谎，他只是假设斯蒂尔的消息来源网络是从他在军情六处的工作中延续下来的，但在2017年3月6日的简报中对博恩特的错误陈述，即斯蒂尔是一个 ”王冠消息来源“ 仍然很重要，因为在那次会议之后，外国情报监视令又被延长了两次。
当然，这是假设联邦调查局在提到 ”王冠源“ 时是指斯蒂尔 —— 这一点并不是完全清楚。关于这一点，很快就会有更多消息。
注1：译文中”政府情报办公室“，原文是”government’s Office of Intelligent, （OI）“，译者不确定作者是否是指 ”国家情报局“（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本文作者玛格·克利夫兰（Margot Cleveland）是《联邦党人》的高级法律记者。她也是《国家评论》在线、《华盛顿观察家》、Aleteia 和 ”市政厅“ 的撰稿人，并曾在《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上发表文章。克利夫兰是一名律师，毕业于圣母大学法学院，在那里她获得了霍因斯奖 —— 该法学院的最高荣誉。后来，她在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担任了近25年的联邦上诉法官的永久法律助理。克利夫兰曾是大学的全职教师，现在不时地作为兼职教师授课。作为一个在家接受家庭教育的母亲，她有一个患有囊性纤维化的小儿子，克利夫兰经常就与育儿和特殊需要儿童有关的文化问题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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